（东方教育时报讯）面对高考改革的新政，学生、家长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欢呼，有的愤慨；有建议，也有疑虑。针对种种问题，本报特别采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高健、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骑，以及英孚教育青少儿英语中国区总经理白皎宇，三人就全国范围内英语教育改革的话题进行了一场多方位、多角度的智慧碰撞，也为读者提供了相关建议和一些新的思路。
英语的重要性是由现代文明决定的不是由高考决定的
时报：改革方案一旦实施，英语会不会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高健：英语重不重要不是由高考决定的，是由现代文明决定的，它是一种现代化权利机制的体现，全球化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英语的普及。
白皎宇：今年第三版《英孚全球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EFEPI）》指出，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正成为整个群体所需要的基础技能。报告显示，英语熟练度与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指标高度都呈正相关的关系，包括出口贸易、研发资本比重、公共教育开支、人均国民收入、人类发展指标等。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总部和办事处，更多本土公司需要“走出去”扩张海外市场，他们需要具有良好英语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人才帮助他们实施全球化战略。而除了个人发展需要之外，在国际合作研究和科技交流领域，整个国民英语能力的提升也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全面融入全球知识经济体系，为国际创新做出贡献。
沈骑：英语的重要性并不会因为淡出而有所消减。我分析此次改革的初衷是希望尽可能地降低大规模、高风险的教育环境对个人成长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然而英语教育的价值本身并不会被削弱。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在于，它为推动应试教育模式的转变提供了一种可能，同时也重新赋予了教育社会化的功能，但要论其成效究竟如何，目前还很难说。
学校与社会机构可以合力构建积极的英语学习环境
时报：在学校里，学生已经花了很大的力气学英语，课后他们为什么还要在校外培训机构继续学英语？这些机构能带给他们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吗？
白皎宇：考试是国家教育体制重要的组成部分，公立学校的英语课堂必然有存在的意义。但是单纯基于公立学校的学习，孩子往往容易忽视学英语的最终目的在于生活和工作中的交流。因此，培训机构所肩负的任务一是培养并保持孩子的兴趣，二是兼顾他们所处的年龄段所对应的学校课程要求，研发相匹配的教材和教学方法。以我们针对10~13岁青少年全新“酷炫”英语课程Trail－blazers课程为例，它是以青少年保卫家园，痛击外星入侵者为故事主线，通过结合各种教学视频、语音识别和互动游戏等多媒体教学手段，保持孩子主动学习的兴趣和持续学习的动力，同时涉及历史、数学、地理等各科目的阅读教材，拓展知识面。
时报：曾有业内人士发表过这样的见解：中国人学英语几乎是无用功，凡是英语好的，几乎都不是学校教的，应该把英语教学彻底交给民间机构和学生自己，愿意学英语的，就自己花钱去学英语。这种说法是否有一定道理？教学和考试逐渐跳出体制，转向社会化，是否是未来中国英语教育改革的一大趋势？
高健：近些年，像新东方这样的社会培训机构的确很火，他们的教育理念也确有值得借鉴之处，但说到底，他们是商业机构，存在利益驱动是无可厚非的，按照他们的方法的确能在短期内速成高分，从而帮助学生在升学、留学考试中拔得头筹，但值得警醒的是，部分学生的盲目追捧变相地驱使机构的“应用牌”打得过了头，学习目的和效果也就自然变了味儿。正是学生、家长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点燃了社会培训机构的这把火，大家都在追求as much as possible（越多越好），当然目前浮躁的教育大环境也难辞其咎。
进一步来说，一旦没有了高考，家长自然就乱了方寸，孩子的压力也随之加剧，“羊群效应”之下，培训机构的这把火还将越烧越旺，那么国家提倡的“减负”就更困难了。所以在目前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下，是否取消英语高考，对于教育现状不会有任何影响，只不过是把原本由学校做的事变相推给了家长。
相比社会培训机构，像上外这样以语言为重的体制内高等院校反而在成绩上留有更多余地，属于旱涝保收的“保守型”，并且在掌握语言作为工具的基础上，更深入地重视人文素质的长期培养，这也应该是今后英语教学改革更为长远的目标。
白皎宇：学校与培训机构不是绝对对立的，所以也不能说只有培训机构才能教得好孩子。评估孩子的英语学习效果要从短期成绩和长期效果两方面来看。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学校课堂和培训机构相结合的教育方式相对更为科学，一方面，学校里每周5天的密集训练能够帮助孩子打下语法、词汇等必备的学习基础，并且为他们树立正确的考试目标和健康的心态；另一方面，培训机构又能通过纯英语的学习环境和一些更有趣的教授方式，进一步培养孩子对学习英语的热情，以及在真实环境中用英语交流的意愿和自信。当英语运用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语感真正提高后，成绩自然也会提高，孩子在学校的课堂也更有自信，更有持续学习英语的动力和热情，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英语学习和母语学习能相互促进而非相互抵触
时报：北京高考改革方案将语文增分，英语减分，其中是否也有语言安全方面的考虑？从分值比重的调整来看高考改革，英语减分是否也为重视母语提供了更多可能？
沈骑：通过英语减分来保护母语的说法我并不认同。我们不能把国民语文能力的下降盲目归咎于英语，也不能将两种语言的学习作为相对问题来看待。我认为，英语的学习不仅不会对母语学习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多种语言的学习将更利于学习者克服思想偏见和文化褊狭。部分人对语言安全的担忧是多余的，通过放弃英语来让学生们学好母语，完全没有必要，也不会有多大效果。
白皎宇：语言学习有其互通性，在英语学习上提高阅读兴趣、阅读技巧和克服词汇障碍的方法，同样也可以运用到汉语的阅读和学习中去。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学好英语才能更好地传递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所以母语的学习和第二语言的学习是相辅相成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第三版《英孚全球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地区34名的排位，落在了新加坡、印度、韩国、日本之后，甚至越南和印尼也赶超了上来，可见，各国都十分重视对英语这一国际性语言交流工具的教育和考核，而在英语学习的方式方法上，中国也亟须有更多的研究和投入。
大学英语教育的重点应放在跨文化课程上
时报：英语淡出高考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该如何衔接？
沈骑：基础教育阶段是国民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当发挥其公共价值的功能和属性，我们通常所说的通识教育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即便没有统一高考，英语学科起码也要像音乐、美术一样，辟出固定的课时作为素质培养的内容，这些内容决定着一个人未来的素质和性格，作为政府，一定要确保投入。现在有些小学要在低年级取消英语课程，这是很可怕的，如果学校完全放手，家长将无从选择，毕竟需求是长期存在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都把孩子送去社会上的培训机构，这样一来，能否确保孩子真的能够学得好，要打一个问号，同时还会加重家庭经济负担。然而这一部分的支出本就应该属于义务教育的范畴，培养一个人最基本的文化素质是学校的责任，政府有义务承担这部分内容。
再关注衔接前后的两个部分：一个是高中，一个是大学，高中应注重普遍应用能力的培养，而大学期间更需要继续提供英语教育，但重点应放在跨文化课程上，我建议取消必修科目，全部课程为学生开放选修，试着开拓更多学科与语言整合的教学模式（类似目前的复合型专业）。
时报：设想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又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制度既保证真正的社会化，又兼顾考试的公平性？
沈骑：英语淡出高考后，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样的考核模式来取代高考？其实，国外的SAT、GRE等模式都是可以借鉴、尝试的。但社会化考试并不是交给社会培训机构去做的，很多人会错误地把这两者划上等号，其实不然，考试的“社会化”指的是组织机构必须是社会权威的“第三方”，比如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这样的独立法人机构，而绝不能是新东方这样的“利益相关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权威性和公平性。（见习记者 宋一宁 / 记者 周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