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时节的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阳光透过树影打在一张张洋溢着朝气与活力的青春脸庞。校园不大，学生们神色轻松，边走边聊。
上海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是教育部直属并与上海市共建、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2014年1月，姜锋到上外担任党委书记。此前，他就职于教育部高教司、社科司、国际司，曾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学语言是特别有意思的事，像是又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大门。”前阵子，姜锋还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乌兹别克语。办公室待得少，他喜欢一有时间就在校园走走看看。经常地，有不少师生看到他、拉着他反映在学校和生活中碰到的问题。他也喜欢跟学生们攀谈，常问留学生的一个问题是——“你最熟悉的中国人是谁？”时间一长，得到的答案让他隐隐生忧。“学生口中提到最多的是孔子、孙子、老子这些中国的古人，还有演员，但对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领袖不太熟悉。这可能是我们做的工作还不够，应该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把现代的中国讲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上外计划至少增设10个战略语言专业，并推出至少15门面向全校的战略语言课程。科研方面，上外也紧密围绕“一带一路”，开设了上外丝路战略研究所、“一带一路”金融研究中心等机构。
姜锋多年保持着每天读外文报道的习惯。由于工作经历，他对德国教育和社会有密切的关注和近距离的观察。“在过去30年中，中国教育发展迅速，德国现在也很关注中国的教育模式，比如我们的基础教育、重点大学建设计划。两国也在教育实践中各自取长补短。”
5月17日，姜锋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谈到了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的关注，对上外发展的蓝图，也谈到了对中德两国教育的思考。
回到母校上外工作三年多，姜锋表示，自己的小目标就是让上外成为师生学习、研究、工作和生活很愉快、很舒适的地方。“当前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对世界已影响巨大，但在知识生产领域的贡献还有更多的空间和提升的潜力。”姜锋说，“世界历史基本还都是西方学者从西方视角书写的。上外人有一个目标，有一天我们能够系统地提供全球历史和人类文明的独特书写，到那时候再说到中国为人类知识创造做出贡献，我们觉得心里踏实。”
【对话】
“一带一路”给大学提供了一个“道”的空间
澎湃新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刚在北京举行，对于此次论坛，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姜锋：命运共同体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在全球化的命运难以捉摸之际，中国邀请全球其他各国一起共商共建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议题，并提出一种强调开放宽容、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精神，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次论坛给中国的学人、学界提供了一个全球的视野，关注全人类的命运是学者重要的底色，“一带一路”给大学提供了一个“道”的空间。“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
对上外来说，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更是知识创新和认知世界的工具。包括“五通”“三同”“丝路精神”等涵义在内“一带一路”倡议在语言上本身就具有鲜明的中国印记特征。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提出离不开语言的直接支持，并通过语言呈现。
澎湃新闻：今年上外增设了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通用语种专业，分别是乌兹别克语、捷克语、波兰语和哈萨克语，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在专业设置上上外有什么自己的特色？
姜锋：上外给自己设定的发展方向是：建设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上外重在战略语言。有些语言可能不是官方第一语言，比如库尔德语，由于库尔德地区无论在中国国家战略层面还是世界局势、人类发展角度都有着重要地位，因此就很有必要针对性开设这一语言的学习并进而以构建全球知识为方向开展相关区域研究。我们搭建平台，把校内师生和校外有共同兴趣的研究者聚集到一起，培养战略语言及其区域研究的专才。
澎湃新闻：在开设新语种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姜锋：最困难的是师资，有时候全国普遍缺乏对应的人才。上外现在是三条腿走路：第一，国内有的，配置好相应条件，尽快请过来；第二，扶持和激励其他相近语种的老师掌握新的语种；第三，与国外大学合作，比如与波兰、捷克、哈萨克斯坦、匈牙利的大学一起合作，通过引进外国专家，并辅以来华留学生开设新语种。
澎湃新闻：对于有着本校优势的特色课程，上外是否考虑通过互联网向更多人展示，提供学习机会？
姜锋：我们已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比如《跨文化交际》在英国Futurelearn慕课平台发布，上线一年多来已先后4次开放，共有来自全球超过180个国家和地区36000多名注册学员学习了该课程。我们在教育部“爱课程”等平台上也先后发布了《日本近代文学家名著导读》、《中阿文明交往史》、《高级英语》等课程，这项工作我们还在继续推进。
除了互联网，我们有些课程在线下向社会开放，有些其他大学的师生也会来旁听我们的课程，比如乌兹别克语课就很受外校老师的喜爱。
“国家队”需肩负国家使命
澎湃新闻：上外现有各类智库平台30多个，开设了9所海外孔子学院，首个全国青联文化研究与传播基地也落户学校。能否谈谈学校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姜锋：国家现在对外开放参与全球治理需要很多方面的知识，在这些方面，上外基于自身的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近年做了一些努力和探索。例如，中东研究所、英国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欧盟研究中心、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中心，高级翻译学院、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中国国际舆情中心，中外文化软实力比较研究基地、语言文化圈视角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外国文化政策研究基地等。
作为高校，我们把智库建设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有机结合，我们的智库定位为“资政、咨商、启民、育人”四大功能。知识创新需要大量观察、田野调查、一手材料和数据整理，最后发现事件和现象的内在逻辑与规律。
除了传统学科，我们特别注重交叉学科和跨学科，比如，除了我们外国语言文学和政治学两个一级学科，我们的传播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都特色鲜明，我们还积极开拓人类学、特别是海外人类学的建设。
我们积极推进“多语种+”战略，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把语言优势转化为知识创新优势，而知识创新过程由师生共同参与，既促进学科建设，又通过问题研究和前沿课题培养学生。
澎湃新闻：在致力于培养“多语种（区域和国别通才）+专才”的外语特色复合型人才中，上外具体有哪些思路和做法？
姜锋：我们把大学的使命概括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人的全面成长，服务社会进步，服务中外人文交流”。上外是“国家队”，首先肩负民族的使命和国家的责任，有自己的担当。
上外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即我们培养的人才要“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上外的传统。我们以“诠释世界·成就未来（Interpret the world & Translate the future）”为办学理念，面对全球发展的新形势和国家战略的新需求，我们要培养具体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立足中国特色并具有良好全球理解能力的精英，我理解的精英是有能力、负责任的引领者和实践者。
我们为学生提供多语言的选择；同时开展多语言和交叉学科培养与训练。我理解的教育，第一是奠定价值观；第二是培养能力；第三才是传授知识，三者相互关联。举个小例子，一般学校中教“我明白你的意思”说“I understand you”即可，但外交谈判时，因为understand有明白、理解两层意思，所以上外的学生更倾向于说“I know what you mean by that”（我知道你说这句话的意思），对方就更明白了。这就是上外气质——make a difference（与众不同）。大学的活力和实力在特色中展现出来。
德国也在关注中国教育
澎湃新闻：您长期从事中德文化交流、教育和外交工作，德国高等教育中有哪些经验是可以借鉴的？
姜锋：主要还是教育理念。大学要对国家的未来负责，对民族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学生家长负责，更要对个人命运负责，因此要有长远的计划。在德国，院系、教师、学生能够承担责任，独立自主地办学、治学、学习是非常核心的一件事。
我们倡导在学校章程框架下，“院系自主办学、教师自主治学、学生自主学习”。上外目前正在大力推行完全学分制，就是要增加学生选择的自由度，让学生自主学习，加强学生的个性化培养。同一专业的学生分别拥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差异化的视角，这样就更有可能摩擦出创新的火花。我们正在实施预算制改革。让院系明确发展方向，调动院系的积极性、能动性和责任心，激发办学活力。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德国教育理念里最大的优势在哪里？
姜锋：很重要的一条是实践导向，往往是先发现问题，然后再看怎么解决。我称之为“实际联系理论”。我们现在往往把学科放在第一位，但学科研究也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划定界线。比如在德国学汽车，会先让学生直接上手拆卸组装模型，把每个步骤记下来，遇到不懂的问题老师再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讲解，而我们可能是先给你一本厚厚的《汽车动力学》。
另外我很欣赏的一点是，德国大学并不富，教授收入比不上英美，但德国高校无论在科研还是创新上实力都很强，办得非常好，给我的启发是，钱多和大学好并不是必然关联，大学还是要有学术使命构成的文化和精神。
大学应该慎独，与市场保持距离，我们要关注社会，关注世界问题，关注人类命运。一方面，大学本身要树立这样的风气；另一方面，也期待外部能为大学提供守住君子之风的环境。这是双向的，学校的本业就是教书育人，好不容易聚集了一群学者成为了学习的共同体，外面给个50万、80万就分心了，这样的风气对大学冲击很大。
在德国，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而不是全社会把责任都给教育。社会，各个部门、机构都抱有一种“为大学、为教育做些事”的心态。比如许多企业主动给高校提供实习机会、有实践经验的指导老师以及其他帮助；博物馆中专门设有教育部或教学部，针对学生服务；电台要有近四分之一的内容涉及教育和科学知识，比如会把深奥的哲学以儿童小品的形式引导孩子理解，还专门为儿童开设新闻频道，让孩子们尽早了解天下大事。你会感到，社会的其他部门都试图为教育在做贡献，教育是学校内外构成的一个大体系。
德国教育法治比较发达，学校的责任界限比较清晰，因此可以更好地按教育规律开展教学活动，比如小学起就开展很多户外活动，不必担心因意外事故承担界限模糊的责任。
澎湃新闻：回上外3年多了，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姜锋：大学的发展是以学生的一生为坐标系的，长远且意义重大。当你想到这些青年人的时候，你会沸腾起来，没法不热爱这个学校。在这个位置上，你的责任非常重。你人在这儿，灵魂就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