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学术研讨会在上外召开

2022年12月10日，第五届“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本届会议由上外的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和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同主办，上外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承办，上外加拿大研究中心参与协办。会议共邀请到十位学术报告人，五位点评人，学术背景涉及国际关系、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传播学、史学、区域国别、艺术等不同学科专业；报告主题涉及发展、对外经济、海外华人、文化传播、遗产保护、社区空间、卫生医疗、国别研究、异域族群、影像艺术等；地域覆盖国外的七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则涉及西南民族地区和东部省份。

会议开始，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教授代表主办各方致开幕辞。杨教授提到，区域国别研究近年来成为我国学术界的新热点，特别是在2022年9月份区域国别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为交叉门类学科下的一级学科之后，又掀起一波新热潮，甚至引起了国际关注，这当然为该专业领域的发展迎来新机遇。然而，对比国际同行，我国的区域国际研究发展水平尚有较大差距，除了研究图景呈现高度的碎片化，研究对象覆盖面较小、系统性不足之外，研究方法是关键短板。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缺乏扎实可靠的在地知识来支撑。为此，杨教授基于自身多年的海外工作经验，以及他刚刚带队完成的一次海外多国田野调查，剖析发端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应根据学科特色做何适应性改造，包括信息更新、调查对象、知识准备等。

本届研讨会依惯例同样分为四个单元，本次第一单元的主题为“区域国别”。两位报告人所讨论的内容，都属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问题，分别关照到了通常所说的中国海外保护的两大重点：法人利益，公民利益。就具体内容而言，又都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这也反映了报告人的现实关切。

首位学术报告人杨丽副教授，曾先后在赞比亚、斯里兰卡工作多年，目前研究方向为南亚区域与国别问题（重点为斯里兰卡）、跨文化传播，现任黄冈师范学院中国-斯里兰卡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杨丽老师的发言题目为《国倒众人推——斯里兰卡社会集群现象研究》，内容基于其在斯里兰卡工作期间的观察。这项研究以几个月前震动全球的斯里兰卡“国家破产”为案例，尝试探讨阻碍斯里兰卡国家发展的制度性因素。研究首先基于历史文献分析，指出多年来执政集团和发展战略虽然迭经戏剧性变化，仍其实变化的方式本身一直未变，未能脱出老旧模式。其根源在于斯里兰卡自1948年独立以来，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诸多结构性矛盾，最棘手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达成共识”。报告人在斯里兰卡工作期间进行了深度社会调查，发现当地社会政治生活的突出特点是呈现出高度分散化的“集群”现象，即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类人群都分别以各种不同理由形成数量惊人的小团体，但却在任何议题上都难以形成显著共识，这就导致在这个国家随处可见“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怪异现象。报告人在当地选取了两类人群进行集中调研，即大学生和僧伽罗僧侣，重点调查了他们对于热门政治议题的看法，其中的焦点问题是当时被外媒炒作引发斯经济危机与外交困境的对华关系三场“风波”，从中得到若干意外发现，从而对该国社会集群现象与政治运动的复杂关联有了更为具体和深入的认识。报告人认为本项研究尚存在调研深度不足、样本数量有限、背景特征细分不够等缺陷，因此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报告人的本项研究得益于上外知名的南亚问题研究专家陈金英教授的研究，由此可见上外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影响力。

本单元第二位报告人李岩同学，现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曾赴吉布提、肯尼亚、土耳其进行实地调研，疫情期间赴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做访问学者。

李岩同学在以色列访学期间，为进行本次会议报告专门做了细致的田野调查，基于此在会上宣讲题目为《新冠疫情下以色列中国劳工生存现状》。海外劳工是国际移民群体中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数量约占全球移民的三分之二。中国现在是全球第四大移民输出国，官方资料显示，2021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59.2万人，主要集中在西亚太、撒哈拉以南、中东北非等传统业务区。对外劳务人员的安全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两年在海外的中资企业和中国公民重大安全事件频发，这反映出在疫情持续和国际形势变化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正在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挑战。而海外劳工群体，由于社会地位、教育程度以及权益保护意识等原因，天然处于弱势地位，更需要中国外交领事保护工作的关注。李岩同学的报告从回顾中国向以色列输出劳务的发展史开始，最初试图通过解析以色列多变而矛盾的外籍劳工管理政策，来探究中国劳工的输出动力，但在访谈中却意外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对于中国劳工“走出去”的心态变化有明显作用。报告人根据亲身走访和深度访谈，讲述了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工长期以来及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报告最终根据亲身经历对“进入田野”的方法进行回顾和反思，提出要根据自身所处实际环境，因地制宜，处处留心，带着问题去学习。

本单元评论人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周亦奇助理研究员。周老师首先对两位报告人为学术无畏探求的精神表示高度赞赏，疫情期间仍逆势而上在海外进行田野调查不仅机遇难得，更需要勇气。随后，周老师对两位的报告分别提出进一步发展的建议。对于杨丽老师的斯里兰卡案例，第一，需要对“集群”进行再定义；第二，从文章结构看，理论框架与田野调查部分可以结合得更紧密；第三，对于田野调查所获取的样本可以进行进一步数据挖掘。对于李岩同学的以色列案例，从对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的要求来看，可至少从两个方面有所提升。一是本项研究还需加强与国际关系命题的关联，二是要从单纯的情况摸排、信息搜集提炼转化为学术论文。

第二单元“社会调查”中的三个报告，都是典型的社会学视野下的田野调查。三位报告人选择的研究角度都相当细致，研究问题均关注当下，调查对象都可归为“低关注人群”，却使得研究空间折射出宏大叙事前景。前两项在国内进行的调查反映了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愈益突出的问题，即人口迅速老龄化对于社会运行和国家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第三项是跨境调查，紧扣当代人类学最为核心的命题之一，如何与“他者”共情，以完成对“自我”的审视。

本单元第一位报告人杨蓓蓓老师已是连续第三年参加田野调查会议，分别担任过报告人、评论人等不同角色，可谓本系列会议的“老朋友”。杨老师曾在美国求学十年，主攻医学人类学方向，期间为完成博士论文赴赞比亚工作18个月，掌握非洲通用语言之一豪萨语以及法语，现任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讲师。杨老师发言题目为《病房里的灰姑娘——照护移民工人的民族志研究》，内容基于其本人在医院照护家人期间对护工群体的实地观察。

国外学界对于医院护工群体的研究远早于国内，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移民流动的加速，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社会学学者注意到有大批来自不发达国家的移民出现在自己的国家，很多都是从事低端行业，其中在医院和家庭中从事护理工作的职业人群被称为“照护移工”，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关于这个群体的民族志、专业化、职业病等领域。中国的医院护工大规模涌现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官方的正式许可，此后相关研究逐渐增多。杨蓓蓓老师的研究，从理论准备开始到田野调查完成历时近一年，访谈对象囊括护工、患者家属、家政公司管理人员、护士等医院陪护产业链上的各主要行为体。该项研究主要基于城乡移民的视角，议题凝练于“照护移工”的移民动机、从业方式、职业身份独特特征等关键要素，提出了“周期性循环迁徙”的阶段性研究结论。本研究尚未结束，后续还将深入推进。

本单元第二位报告人张静敏副教授，同样来自于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任教于社会工作专业，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妇女、婚姻家庭、老年社会工作等。张老师曾接受家庭治疗的专业培训，在基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做过见习社工，具有中级社会工作师职称。

张静敏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城乡、阶层与性别——比较视野下社区参与现象的解读以北方J市的两个社区为例》，田野案例来自于其本人亲身长期社会工作介入的两个城市社区。本项研究缘起于这样一个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即就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主观设定而言，老年人被期待广泛、普遍地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工作，以拓展社会支持网络，增加社区的社会资本；但张老师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事实上特定社区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总是较为固定的少数一群老年人，且同一性质、类型的社区活动在不同社区中积极参与者的特征又呈现出高度差异。本项田野调查历时近两年，研究者尝试从城乡、阶层、性别+情境等不同视角对前述“差距”现象来做出解释，形成初步结论认为这是由老年人资源获取、社区目标达成、社区工作者影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老年人、社区、社区工作者三方主体共构、共建、共行的最小阻力路径，即在已存社会系统中不改变社会关系的情况下的个人式解决之道，因而是一种最优选择。基于本项研究，报告最后部分提出了在田野调查“视角选择”局限性方面的反思：第一，不同理论视角必将影响对调研材料的取舍与解读；第二，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在田野中的身份直接影响着材料的发现、使用和解读方式；第三，因疫情和数字化时代等因素带来的“虚拟参与”程度大大加深，将会怎样影响社区活动？

本单元第三位报告人横跨理论与实践领域“两栖作战”，既在高校任教，也是专业的艺术工作者。王秀岳先生多年来从事动画和纪录片创作，以及现当代架上绘画，现执教于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最近几年往返中缅两地持续进行人类学纪录片拍摄，作品荣获多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王秀岳先生基于自身跨境拍摄的创作历程回顾，结合其近期拍摄的纪录片《缅北高地来的女人》，做了题为《田野场域，双重视角：一个纪录片导演的人类学观察与思考》的报告。报告的田野素材来自于研究者本人在缅甸北部对“女性贸易”的深入调查，在纪录、探寻山地部落女孩曲折命运的过程中，研究者反复面对“参与式观察”所带来的“双重视角”问题，即要求自己在“局外人”和“内部人士”之间做出选择，需要小心剥离“观察”与“参与”。在报告人看来，经典人类学视角下的田野调查，关键在于“想象以不同身份理解田野场域的能力”；而对于纪录片导演的人类学观察，所理解的“田野场域”不是有倾向性的专业学科知识，而是由关系、和睦、联系、团结及通过共同的经验和情感所达成的与理解相关的开放性实践，这是一种非专有的参与观察模式。报告人认为，纪录片拍摄本身就是一个田野调查过程，而人类学纪录片为保证叙事文本的完整性和传播效率，在真实客观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需将主观情绪和个人表达融入作品中，这就带来了创作者应是“有我”还是“无我”的主体性问题。报告人通过这部跨境人类学纪录片制作的田野个案，尝试以与被拍摄者协商共建的“分享人类学”实验方式，来探讨重新审视双重视角问题的创新可能性。

本单元评论人潘天舒教授现任复旦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人类学学会副会长。潘教授从哈佛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任教。主要从事医学人文、城市社区民族志研究以及应用人类学与商业技术研究，研究方向包括医学人文与健康实践、上海城市空间重构与公共记忆、适老社会科技与日常生活等。

潘教授的点评从眼下人类学、社会学界的一句流行语“附近的消失”开始，从当前的实际环境出发，强调人和地方的感觉、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都应该是做田野调查所关注的重点内容。对于杨蓓蓓老师的研究，潘教授高度肯定其观察的敏锐度。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史表明，曾有长期海外田野经验的学者，又回到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中进行调查，这种跨国视野会表现出显著优势，这样的研究路径值得推广。具体到本项研究中，已有文献中关于老龄化社会和医院护工的材料较为丰富，但注意不宜理论先行；要有问题意识，但不能被问题带着走；不要过度依赖已有文献提供的理论框架，而是要充分利用医院民族志。张静敏老师的报告与潘教授曾做过研究的选题较为接近，因而引起共鸣。潘教授指出同类研究中的一些固定框架需要再审视、再定义，要特别注意避免核心概念的泛化和误用，如家—社会二元论、“社区”等。关于王秀岳先生的报告，潘教授指出跨境民族本身就是研究热点，以民族志电影的方式进行视觉人类学尝试是有益的，身为导演显然独具专业优势。事实上人类学研究从早期开始就一直积累有丰富的民族志影像资料，如马林诺夫斯基在太平洋岛屿上的工作，这些文献到今天仍具有参考价值。

第三单元“民族场域”中的三个报告都是较为典型的民族志研究。本系列会议从最初的集中关注海外田野调查，到最近连续三年都吸纳国内的民族地区田野调查，表明对于“区域国别”的理解在拓展，并不仅限于外国研究，而是要国内外相联系，形成比较研究，这才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和“我”。

本单元第一位报告人梁昭莉同学系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文化遗产学。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是我国最早、也是目前唯一的专事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研究的专业学术机构，在乡村田野调查方面积累有极为丰富的经验，其团队三十年来已考察了我国4,300多个传统村落，这也是该中心连续三年派出研究生参加本系列会议做学术报告。梁昭莉同学的报告题目为《文化镜像视野下的遗产保护研究——以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实践为例》，内容基于其从2019年到2021年间在项目地点先后进行的五次田野调查，所讨论核心问题是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动员机制。报告人首先从“进入田野”入手，剖析了调查选点的主客观因素；进而介绍了历次调查的作业分工和发现累积、迭代的过程；最终形成结论认为，随着遗产原生性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发展，次生性主体应将对于遗产保护的主导权逐步过渡到原生性主体手中，通过减少管控和给予政策和资金投入的方式，鼓励原生性主体进行遗产保护的自觉实践，即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在于实现遗产持有者的文化自觉。这项田野案例的实践意义在于，报告人发现，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作为客位的文化保护事项，通过与村民长期的互动，即该研究中所定义的“文化镜像活动”，激发了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进而实现基于遗产原生性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的遗产保护。关于田野作业本身，报告人提出整个过程始终是实地调查与理论思考相伴随，并特别介绍了主题调查与全面调查并行推进的经验。

本单元第二位报告人赵少峰教授现任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国别和区域问题（太平洋岛国方向）、中外关系史、区域社会史等。

赵少峰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基于田野调研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从概述其从事太平洋岛国研究整整十年来的学术发展路径开始，进而全面介绍了自己在当地田野调查的经历与发现，其中重点阐述了以酋长制度为突出特色的诸岛社会文化习俗，并以案例说明这些传统典章对于当地现代化进程的复杂作用。基于理论跨界心得和实地跨国经验，赵教授对田野调研的路径与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工作建议。

本单元第三位报告人孙红林博士，现为四川师范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道路人类学与空间研究，曾骑行调研川藏线，近两年数次赴老挝开展中老铁路的田野调查工作。

孙红林老师的报告题目为《空间民族志——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的动态田野》，其田野调查部分系在较近期内完成，而理论基础和文献准备则是做了长期积累。随着地方性世界与全球世界体系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民族志研究也面临着“空间转向”的观念转换问题。空间不仅是影响行动者日常行为的、物理意义的环境，其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个体与社会互动的产物；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已非固定边界内的社区群体，而是体系本身，是政治经济过程的全球扩散。事实上，民族志从来都是在国家体系形成和世界政治经济进展这一历史变迁的背景下写作出来的。在世界联系和全球流动快速增强的背景下，跨族群、跨区域、跨社会、跨国家的社会过程使得地方性知识不再是在一个被限制的地方的建构，而是由多个地方构成，这就促使民族志从传统上的单一地点研究开始转向多点研究。因此，民族志作为一个对世界体系的叙述，就必须进行田野场景的多次转换，如从“在空间内写地方”到“在地方上看空间”的意识转换。跟踪那些随着全球资本主义配置力量而跨境流动的人口、事物、活动或事件，可以揭示一些关于体系本身的关键面向，如跨国基建工程可能就是一类良好的观察案例。但这也带来了新挑战：在民族志的叙事空间里再现宏大的、非个人的体系是否可行？如，如何感知政治经济影响、呈现历史事件、解释社会变迁？

刚开通运营一周年的中老铁路，就带来了一个新型的“跨境空间”问题。该项研究即意图解答，对于在地理、制度、文化上等各方面原本均不同但现在又被物理上连接在一起的“差异的空间”，如何实现心理上同样顺畅的对接？在这样一个具体案例中，民族志应如何开展田野调查，如何进行文本呈现？通过在田野调查中的三个故事，孙老师展示了从“地方塑造”迈向“空间塑造”的研究新思路，即循着空间史、空间的生产和构建、空间过程与意义的路径逐步挖掘探索，力图通过对地方性的近距离民族志描述，全面呈现一个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的社会空间的生产图景，以最终实现多个地方与全球社会系统的关联性分析。关于这项田野调查，孙老师提出的反思认为，这不是传统上的国家民族志或区域民族志，而是一个空间民族志研究。但，对体系的关注，难以避免地减损了对支撑体系的“细节”的描述；对空间的关注，也减损了地方性的意味；对整合的强调，也破坏了传统的民族志的故事性；对诸多地方性知识的深描与阐释，对空间生产的动力学的深层次分析，对该空间所嵌套或并置的其他空间仍需比较。

本单元评论人是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刘琪研究员，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当代民族与宗教、区域国别理论与方法等，在云南、四川、贵州等西南地区有着多年的田野经验。

关于梁昭莉同学的报告，刘琪老师肯定其选题的现实意义，指出近年来很多民族地区都出现了要再造或重现自己传统的文化过程，即报告中谓之“文化自觉的过程”。其实际运动过程相当复杂，参与主体也是高度多元，博物馆只是其中一种。民族地区不仅要受主权国家关于民族这一套知识体系的强烈决定，而且也会受到国际上外来话语体系对于本民族的影响，更不用说族群自身精英如地方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协调。因此，这个文化再造或复兴的过程事实上是几套知识体系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对于本项研究继续推进的前景，刘老师建议可关注政府与社区的关系、当地村民的态度分层、关于文化独特性的民族话语之生产机制等问题。

太平洋岛国研究是人类学传统上的圣地，已有大量的民族志作品积累。赵少峰教授关于以酋长制为代表的当地传统贵族政治与现代政治体系之间的延续性，确一直是人类学家高度关注的话题。赵教授所呈现的全球化或现代化是如何跟地方传统相互生成、相互结合，以至于呈现出复杂的样态，均是极富价值的理论对话点。也即，在现代性转换过程中，传统文化何以延续，以及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实现再创造，这就是全球性的地方化体现案例。

对于孙红林老师的研究，刘琪研究员给予高度评价，因为其所研究的问题为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所无法处理。以往的区域、国别，通常是指在政治地图上固定的地区，但孙老师关于跨境铁路的研究是超越传统范畴的，也正因如此，空间民族志方法在这个新的问题上将有很大用武之地，也带来更大的挖掘与反思空间。对于中老铁路这样一条人为塑造出来的国际通道，如何在今天的世界性环境下定义它，比如是否还可以称之为“民族走廊”，都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传统的“路学”关注的主要是道路对周围环境、周边村落的影响，基本是静态研究；但孙老师关于中老铁路的研究关注的是这条铁路本身，是关于铁路的民族志，主要是讲路的串联问题，即沿路的各种不同地方，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不同思想、不同想象、不同追求、不同目的的人，如何在这样一个铁路设计与修建过程的整个过程中被串联在一起的问题，时间跨度特征明显，这显然是个动态研究。因此，这项研究是否可以归为“空间”民族志似可商榷，建议纳入时间维度，从动态和空间相结合的角度来重新表述。

本次研讨会第四单元即最后一个单元主题为“海外华人”，这正处在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两大板块之一“海外中国公民”问题的延长线上，两位报告人分别讨论了海外华语教育、国际汉语教育两个有紧密联系又明显不同的问题。一般认为，海外华语教育是指华人华侨对自己子女进行民族语言和中华传统教育，国际汉语教育主要是针对外国人的中文教育。

本单元第一位报告人马莉莉老师来自广西梧州市委党校，主要研究领域为东南亚社会、华人华侨问题研究和教育人类学等，多次到东南亚国家进行田野调查，并曾到文莱大学访学。

马莉莉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坚持与守护——中华文化在文莱华校中的传承》，内容基于其过去五年间在文莱进行的多次田野调查。华人占文莱人口的10%左右，这在族群构成上已是一个相当显著的比例，但华校的建立和维持运营一直主要依靠华人群体自身，东道国政府态度从历史发展过程看是逐渐转淡。当地历代华人始终坚持薪尽火传的帮扶传统，华校自身也不断改革创新，因而尽管当前的文莱华校已全部转为私立，没有政府方面的任何津贴和资助，但华校不仅成为当地华裔接受华文教育的主力，而且影响力大大超出华社范围，大量吸纳了当地其他族群的学生。马莉莉老师的长期田野调查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展开：在并不有利、并不相当友好的异国社会环境下，文莱华人社区何以愿意并能够自主，以正规华文学校的方式传承中华文化？

该项田野工作的调研对象覆盖了文莱全部的华人学校，并以当地一些教会学校和国际学校作为比较研究样本；同时还访问了大量的华人社团、中资企业；尤为重要的是收集到一些华人家族的口述史，从而以田野方式补充了公开文献所难以提供的某些背景知识。报告人通过直接观察形成的初步印象认为，华校和华文教育在文莱被容许存在并得到发展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东道国政府政策给予了华人和华校一定的发展空间，而同时华人也抓住了机会，掌握了与文莱政府的相处模式；其次在具体对策上，华校配合政府教育改革，不仅达到规定指标，而且以高水平的教育质量得到官方认可；再次是始终秉持高度包容态度，华校开放办学，招收所有种族学生，不限于仅为华社，而是努力为整个文莱国家培育人才。经过长期调查和大量文献工作，该项研究从认知民族志的角度提出主要结论认为，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在异质文化环境的文莱得以百年传承，除了当地华人世代的努力和贡献，更为显性的因素是华人熟悉并掌握了在当地特色政治体制下的生存技巧和方法。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上的某种“暗合”和实际利益上的满足，即一方面，中华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和五伦观念符合文莱推行的“马来回教君主”教育；另一方面，华校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文莱树立多元文化和民族多元的国家形象，对其国内外都极具积极意义。

本单元第二位，即本次会议的最后一位报告人，成都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的韩语讲师张雪娇博士曾在韩国留学、工作11年，先后任教于韩国多个辅导机构、企业及首尔中国文化中心，当前主要研究领域为韩国华人华侨、韩语教育学、韩国社会文化。

张雪娇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在韩辅导学校华人汉语教师的身份认同——以汉族、朝鲜族和老华侨为中心》，内容基于其在韩期间前后历时五年的一项田野调查。尽管基本上仍然是单一民族国家，但近年来韩国的外国移民数量一直在增加。与此同时，韩国国内的舆论环境看上去却与此相逆而行，即对多元文化的态度，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温情主义，到2010年前后开始出现疲劳、厌倦情绪。对这样一种围绕外来人口所发生社会局面的明显变化，显然为当地移民研究提出了新命题；对于在外来移民中占比最大的华人群体，尤具深入挖掘价值。

报告人发现，已有关于在韩华人的研究视角基本是把华人人群视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其在当地的发展及与当地的关系。基于在韩长期的学习、生活、工作经验，报告人提出研究视角可下沉到华人群体内部，从识别其构成成分的多样性出发，以此来观察华社内部的互动和融合。报告人选取了当地私立外语辅导学校的汉语教师为主要田野调查对象，这是因为韩国人对学习外语热情极大，由此导致私立语言辅导教育产业极为发达，而汉语是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学习外语，汉语教师是在韩华人移民群体中的一个代表性存在。报告人以职业经历对身份认同的塑造作用和影响为研究目标，根据调查结果将在韩华人移民分为老华侨、朝鲜族新华侨、汉族新华侨三类群体。调查发现，虽然同为在韩的华人教师群体，但由于拥有资源不同，融入当地程度不同，由此产生了本人以及韩国人对于他们身份认知的不同：汉族教师经历着母语者身份的商品化与工具化；朝鲜族教师成为了韩国人眼中的“半母语”中国人和不安分的“回归者”；语言和生活方式完全本土化的老华侨则成为了新华侨眼中的“另类”同胞，以及韩国人眼中“脱中国化的中国人”。从自我民族志角度的理论归纳来看，新老华侨汉语教师都具有超国家性的身份认同。由此放眼整个在韩华人群体，这是一个多层次的族群，且富有活力，内部不断流动，与当地社区和外部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本单元评论人周瑾艳助理研究员同样来自于作为主办方之一的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要关注非洲发展问题、大国对非关系等，曾赴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肯尼亚、南非、摩洛哥等非洲国家调研。

关于马莉莉老师的报告，周瑾艳博士根据自身知识准备解释了海外华语教育的特殊性，冷战时期许多国家对于当地华文教育采取了压制的政策，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局势的改变和中国地位的提升，华语教育在全球各地呈兴起势头。关于文莱华语教育研究的中文文献较为少见，因而马老师的研究意义显然，特别是通过田野调查获取口述史资料更具独特价值。周博士建议，这项研究的田野调查部分如继续进行，可尝试这样几个角度：一是文莱华文学校的师资来源是否在发生变化；二是生源结构是否继续变化即是否在更加多元化；三是当地华人社群自身的变化，以及华人对于文莱的政治认同将如何推动华文教育继续变化，如在课程设置上将出现怎样的变化。

张雪娇老师在自己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自己观察的对象，这是一个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常见的无奈“悖论”，因而这项研究仅就方法而言就极具典型意义。周瑾艳老师对该研究中的“身份认同”表示出高度兴趣，着重探讨了其定义、度量、影响因素、认知差异等关键问题，并建议研究如继续拓展，可从建构的过程出发，讨论身份认同对汉语传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会议最后由来自主办方之一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于宏源研究员做总结。于教授现任该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长，长期从事全球资源、能源、环境和水治理领域相关研究。

从“国别区域研究的田野调查”学术研讨会首届开始，于宏源研究员均以现场出席方式参加了迄今全部五次会议，因而以实地调研的方式对本系列会议的发展情况有全面了解。于老师首先从会议规模、报告人学术背景、讨论议题等方面对历届会议做了总体介绍，着重分析了五届会议议题设置的一贯逻辑和发展变化，指出历届会议议题均有定向层面和视角的解读，都有完整的调查记录，但分析与假设匹配度分析都需要进一步完善；主要变化是话题从发展合作、基础设施、海外利益、社会治理一直到本届会议着重突出人类学、民族志视角，内容从合作转向冲突，越来越接近社区层面，更接近田野调查中研究者的自身体验。最近三届会议在形势和内容上均出现了一些具有标志意义的变化，2020年第三届会议首次了实现线上和线下方式相结合，内容上突出田野调查定位以及调查者身份问题；2021年第四届会议走出上外校园，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合作办会，通过网络直播将田野经验极大扩大了传播范围；本次2022年第五届会议在第一时间抓住上海疫情管控放开后的窗口期，延续了报告人现场参会的传统，在内容上通过局地和个体选择，把案例总结落在研究方法上，各位报告人从亲身实践中尽力进行理论抽象，丰富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多样性视角。其中，于宏源研究员着重对本届会议的各份报告和单元设置做了详细评析。最后，于老师就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阐述了个人见解，分别从作业过程、面临问题、发展方向等提出反思和展望。

自2018年以来至今，上海外国语大学已连续举办了五届“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学术研讨会，一直得到学术共同体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各方的大力支持。最近三年间，学界同仁和组织方克服各种困难，坚持线下举办会议，强调互动研讨，使得独具上外特色的田野调查、区域国别研究议题得到良好延续。我们希望本系列会能继续得到各界的关注与支持，有更多的同道加入，共同推动田野调查和区域国别研究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