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国家的大战略确定之后，文化必须先行，而文化先行的首要任务就是人才培养。这是不久前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合作与发展”暨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上的专家学者得出的结论。
该次研讨会由教育部国别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俄语系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共同举办，来自黑龙江大学、北京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大连外国语大学、浙江大学、安徽中俄经济合作交流促进中心等国内十余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上外，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上外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汪宁教授在开幕辞中提出，作为国家在新时期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必须打破学科界限，应以一带一路覆盖国家的语言为基础，培养熟悉这些国家的历史、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经济、外交等综合性知识人才，才能够更好地为实施国家的大战略服务。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这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以语言学为主，以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共同探讨如何为国家培养和输送高层次人才的问题。
作为会议主办方之一，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韦光化教授则特别介绍了学报新设的栏目及肩负的“一带一路”学术成果推广和为人材培养提供学术平台的重要使命。
俄语人才培养应当勇担重任
鉴于丝路经济带首先从中亚启步，因此俄语人才培养成为重要的话题，此次参加研讨会的学者来自全国各主要俄语教育高校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特点，黑龙江大学中俄学院已经领先一步。院长贾旭杰教授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题，结合黑龙江大学学院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实践，介绍了他们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探讨，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中俄学院与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按照国际一流学院发展理念与模式、联合建立的以服务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宗旨、以培养对俄战略性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的的公办全日制学院，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中俄学院全方位引进俄罗斯优质教育资源，引进俄罗斯知名教授、课程体系、教材资源等，采取中俄双方共同管理、共同培养的运行模式。在人才培养中，中俄学院形成了三阶段、复合式的人才培养模式。从而为推动国家对俄战略的实施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副教授杨波结合不久前两次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乌兹别克斯坦议员选举和总统大选的经历，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认为一带一路的提出是对我国中亚研究提出严峻挑战，尤其是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诸如田野调查严重缺失、与国外学者的合作研究不够、中亚国家的政治精英和学者欢迎一带一路，主动性尚不足，他们主要关心一带一路中亚基础设施（公路、铁路）的走向。受中亚各国之间关系，以及各国与俄的双边多边关系的影响，中国在中亚的存在方式依旧比较单一，经济存在显著，人文存在和影响力十分有限。乌兹别克青年一代均讲国语乌兹别克语，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大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俄语的普及程度急剧下降。我国对外交往小语种人才培养任重道远。杨波认为，要提高人文交流的双向性，不仅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与此同时也要充分研究和了解学习外国文化。去年年底，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了“光明之路”发展战略，给我们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课题。
上海社科院顾炜博士从中亚国家的俄语现状与丝路建设的人才培养的角度提出，俄语在中亚国家的发展经历了苏联时期的快速增长与冷战后的不断式微。中亚各国采取了不同的语言政策，给俄语确立了不同的定位，并在学校教育中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方针。俄语可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发挥重要功能，但其功能的发挥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俄语在中亚的发展现状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可能遇到的俄语问题成为制定人才战略的参考。
上外俄罗斯研究中心那传林副教授认为，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是对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补充。哈萨克斯坦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沿线国家，通过“光明大道”计划加强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物流中心，改善投资和贸易环境等具体路径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尽管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理解不同，但这一建设与哈萨克斯坦的《2050国家战略》相通，成为哈萨克斯坦进行相关对接的直接动因。作为“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可能由中国一家建成，需要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沿线国家一起来建设。亚投行已开始成为相关国家进行“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落实建设的平台。
中亚研究应当成为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战略重点
在主题为“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分会场讨论中，来自南京大学的王加兴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的彭文钊教授、浙江大学的王永教授、北京大学的陈思红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郭世强教授、上海社科院顾炜博士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章自力、吴爱荣副教授分别发言。
章自力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跨学科培养区域国别研究人才,他认为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本质决定了其必然是一个跨学科、多维度、综合性的学科，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亦是对国别和区域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必然要求。不同学科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为应对这一要求提供了巨大的可发挥空间，也成为学术创新的增长点所在。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跨学科专业人才的有力条件、如何克服影响国别和区域研究跨学科人才储备的因素，是高校将认真思考及解决的关键问题。
吴爱荣副教授从乌兹别克斯坦的去俄罗斯化举措和影响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是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必经之地，是核心和枢纽，因此需要全面了解该国独立后的社会发展状况。20世纪90年代初，乌兹别克斯坦在独立之初便开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大规模的“去俄罗斯化”，以彰显其民族独立。本文客观地分析了该国采取“去俄罗斯化”举措的原因，详尽地介绍了乌兹别克斯坦“去俄罗斯化”的具体举措的，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地阐述了独立二十多年来“去俄罗斯化”对该国俄语的地位和使用范围、俄罗斯人的生活处境、乌兹别克语的发展和使用、文化和教育水平等社会领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上外俄罗斯研究中心韦进深博士从地缘经济理论的高度论述了合作型地缘经济战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中国与中亚的经济合作问题，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塑造了中国的地缘经济空间。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中国产生了合作型的地缘经济战略思想，这种地缘经济战略思想在理念上表现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互惠共赢的经济发展观、正确的义利观以及包容互鉴的文化交往和文明对话观等内容，在实践上表现为在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拓展地缘经济空间。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合作型地缘经济战略的具体体现，通过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国家间互动和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中国将进一步加强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整合地缘经济空间。中国与中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对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本文从合作型地缘经济战略的视角出发，认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中国与中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应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对接，通过公共外交与人文外交夯实合作的社会基础，通过示范性项目的推进带动各方的积极性，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其他中亚区域合作方案的共存共生，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共同发展。
复旦大学马斌博士的发言题目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政治风险识别与防范：以中亚为例。他认为，政治风险是企业跨国经营时常常遇到的难题。中国企业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能遭遇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歧视性干预、政府违约、战争暴力等。这些政治风险的产生与地缘政治竞争、周边地区动荡、内部政局不稳及对中国的消极认识等密切相关。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寻找东道国合作方、利用国际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及利用政府间协议、政府引导、政府救济等政治手段规避风险，或者降低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从而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任务之一。
东南亚国家语言人才亟待加强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上，东南亚国家占据了大半壁江山，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成为亟不可待的任务。对此，广西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刘志强教授以“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的东南亚语言文化人才培养：历史、现状与展望”，为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刘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东南亚语言文化人才培养的历史与现状，指出在东南亚语言文化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主要障碍是有专业而无学科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语言文化人才的整体素质的培养。刘教授分别从学科与专业意识的确立与培养、学科与专业理论的构建和培养模式的固化与创新等方面对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东南亚语言文化人才的培养进行了探讨和展望，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有必要整合全国亚非语言文学学科的力量，搭建学科平台，交流思想，互通有无，努力共同构建学科理论。
对中东国家的研究应当为一带一路提供保障
在上午的主题演讲环节，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马丽蓉教授在“一路一带与中国人文外交的机遇和挑战”报告中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开展中东人文外交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机遇大于挑战。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是丝绸之路的天然伙伴；中东地区媒体对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多进行正面的报道与评价。同时，马丽蓉认为，一路一带战略面临不小的挑战，主要包括：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本来就是民族矛盾多发、地区局势紧张之地，如今这些地区民族人口发生变化，原有矛盾更加复杂，如克什米尔问题；其次，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面临大量传统与非传统挑战；此外，以新疆为主战场的反恐形势依然严峻。
上外中东研究所钱学文研究员从“‘一带一路’与中国和中东的能源合作”谈了能源安全保障的重要性，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中国和中东的能源合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为能源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是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性平台。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也应该成为高校国别研究基地的重要任务。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赵军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东地区体系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他认为，从行为体层面看，中东地区体系是由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及大量次国家行为体组成的整体；从力量结构看，中东地区体系是中东地区的主要力量对比形成的权力结构；从制度层面看，中东地区体系是维护地区社会运行的制度性安排。一路一带在中东地区的落实具有道义优势、形象优势和灵活优势，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应给中东国家带来希望，尤其在改革、发展和稳定方面。因此，一路一带建设在中东地区的具体对策应包括推动思想交流，加强报道的有效性、为地区小国开辟“一带一路”快速带、加强人员往来交流、重视社交媒体，宗教信息的发布、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反恐合作、加快高铁、核电的合作、尊重伊斯兰文化、加快与海合会自贸区的谈判进程，同时作好风险评估准备。
一带一路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唐朱昌提出，“一路一带的定位与欧亚联盟国家的合作”，首先是人文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唐朱昌教授认为，一路一带是合作与发展的理念和倡议，体现了互惠互利的特征，有可能将经济最发达的欧洲和最具发展潜力的亚洲联系起来。一路一带有利于中国打开国际空间，实现东部海陆与西部陆路的双向均衡发展，助推中国区域的发展。一带一路本身不是实体和机制，但是由于有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是一路一带有了现实推进的可能性。一带一路是中国资本输出计划的载体，但不能是输出中国落后产能和污染产业的载体。因此，作为一种经济合作的倡议，一带一路应具有合作性、开放性、非排他性，通过共商、共享、共建一路一带，打造和相关国家的命运共同体。欧亚联盟国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发展与欧亚联盟国家的关系对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
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教授认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一种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链接范式。邢广程教授提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一套完整的涉外战略构想,是若干战略构想的集合,是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新型链接范式。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解决的是中国与泛欧亚大陆陆上各国和各地区的大区域经济合作问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解决的是中国与泛欧亚大陆各沿海国家和地区的大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则将上述陆海丝绸之路加以链接,从而成为泛欧亚大陆陆上和沿海洲际经济合作的连接线和通道。中国是古代丝绸之路起点国家,这是中国提出该战略的历史逻辑起点。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产生了"溢出"效应,顺应了欧亚大陆深度整合和系统合作的需求。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应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灵魂,而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则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合作的黏合剂,是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构建的最基本尺度。构筑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理顺若干关系。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中国"走出去"的战略之梯,同时也是国际社会走入中国的战略通道。中国选择与国际社会一起合作、分享利益的和平发展方式是一种新的崛起道路,它充满了东方智慧,表明中国对人类未来所担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复旦大学G20 研究中心朱杰进副教授从“一带一路战略与全球治理体系创新”的角度论述了国家战略的重要性。通过对比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朱杰进认为，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有关基础的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创新，真能够在实践中被证明有效，对整个国际发展融资体系的改革将是巨大的推动。他指出，在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中，政治化特点最明显是执行董事会的制定。当前世行执行董事会由25名成员组成，最大的五个股东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各任命一名执行董事，中国、俄罗斯联邦和沙特阿拉伯任命各自的执行董事，其余执行董事由其他成员国选出。朱杰进认为，2５名执行董事由各成员国任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是高级公务员，而是代表各自国家的利益。此外，世行执董会是常驻执董会，世行日常运营中的每一笔贷款、每一件大事都要通过执董会，成本高、效率低。因此，金砖银行和亚投行若是要坚持市场化运营、去政治化，执行董事会的设计是关键。这也是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筹建谈判磋商中的核心，甚至是部分国家考虑是否参与新机构的决定性原因。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刘宏松副教授从地区制度建设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的角度论述了一带一路的重要性。他认为，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扩大，以美国“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市场化、私有化、去管制），开始遭到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质疑。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制定者，其核心成员亦为当年美国罗斯福新政的主导参与者。美国向全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亦是从治国层面上升为全球治理层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G20峰会上以自身发展经验，发起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治理改革倡议，意味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的根本性转换。与此同时，中国推行区域层面的经济体系，如“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合作银行、上海经合组织等机制，开始向规则制定层面，进一步发挥自身影响。刘老师提出，如何协调、结合中国全球治理新角色的双重身份，即“规则制定者”（或“倡议发起者”）和“社会化者”，以继续、深入、广泛地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当为我国当前国际发展战略不可规避的重大课题。建立“一带一路”对话机制，让更多国家了解中国模式，借鉴中国经验，增加更多合作伙伴，对在G20集团中发声，促进倡议的成功实现，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