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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新民周刊》2019年第04期（2019年1月28日-2月3日）】
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不断繁荣的40年，也是见证外语教育不断发展的40年。可以说，英语专业为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
但前阵子，有关“英语专业是不是对不起良心的专业”“英语专业就是鸡肋”等的争议不断。事实上，英语专业的确也累积了诸多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近日，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在姜锋看来，否定英语教学和其历史贡献是不切实际的，而在语言作为知识工具的背景下，像上外这样的外语院校更是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传统的语言学到了要革新的时候了。”
■语言是知识的工具
新民周刊》：前阵子，社会上对英语专业乃至大学英语的批评与质疑之声不断，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英语专业，以及怎样看待一门语言？
姜锋：这里确实需要澄清一下：外语（语言）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说的外语主要还是一个书面和口头交际的工具。但其实，语言是一种知识的工具，它传递和表达着关于世界的知识。举个例子，有统计表明全世界90%的最新科技知识是通过英语发表的，这意味着如果你掌握了英语，就有可能直接获得全世界90%最新的知识。语言也是全球素养的载体。如果你多掌握一门语言，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地去体验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能够更好地融入或应对。我们要从这些完全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角度去理解外语和外语教育的意义。
《新民周刊》：不仅是英语，整个外语体系都应如此。
姜锋：对。另一方面，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外语人才？他一定是既懂这个国家的语言，又懂这个国家国情，还要懂这个国家某一专门领域的人才。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判断，全球都需要这样的人才。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也是一个全球公民所需要的素养。
由此，我们再来反观我们的外语教学，仍有很多需要改变改革的地方。你说，这是落后吗？当然是落后。最大的问题是把外语仅仅作为交际的工具来传授。时代永远是向前发展的，人们期待教育能够领风气之先，但教育制度作为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要素往往滞后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需要。教育要反思，反思落后的原因，反思外语教学在时代深刻的挑战下需要怎样的变革，教育的改革往往需要社会发展的推动。当今时代，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的出现与快速创新，打破了以往外语翻译“高高在上”的地位，翻译变得大众化了。这意味着机器正在替代人完成一般的翻译任务，但不是说机器可以代替语言的所有功能。笼统地说学外语无用，外语专业是没良心的专业，我不赞同。
《新民周刊》：那这些对于外语学习的负面评价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姜锋：对外语的负面评价多年来一直都有，曾经有过“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说法，加上外语课从小学开到大学，甚至博士阶段，时间太长，但不少人还是“哑巴英语”，整体上看外语教育效率低，对很多人学而无用，这一直被人们诟病……还有，英语专业开设的成本太低。英语专业应该是全国开设最多的专业，作为专业是有些“滥了”。
尽管如此，我觉得否定英语教学和其历史贡献是不合实际的。改革开放没有外语教育是不可想象的。改革开放前期，公派出国人员的外语培训都要进行集中强化训练，至今这种集中强化培训的机制还有，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强化训练出国留学事业是不可能的，科技创新立国也很难。外语使改革开放有了耳目，能够听得更远，看得更远，学习得更快，这个功劳是绝对不能去否定的。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边界就是我的世界的边界。反过来，多了一门语言，我的世界就多了一个。外语的历史的贡献不光是翻译点材料什么的，它是使得我们开阔了眼界，让我们能够和外部世界建立起直接关联。
《新民周刊》：现在学习外语，和您当时学习外语有什么不同？
姜锋：我本科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的。 80年代初我们大学的条件比较简陋，不仅生活条件，学习材料也少，所以学生对材料有渴望，学得就很珍惜，认真。那时课程量不像现在这么多，学校给学生自主学习留的空间很大，学生有机会看自己感兴趣的书，去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和讲座，在内容之间建立起很多的链接（Connections），构建自己的大学时代。当时的大学里，老师就给你提供原材料，怎样加工成为自己的某种感受，全靠自己。当时讲座也不多，但每个讲座去听的人很多，举办一次讲座是很认真的事，听得也认真。现在讲座繁多，学生目不暇接，有时也无所适从，有时还要下任务让他们去听，有老师形容这是“抓壮丁”。
现在外语专业的学生很辛苦，起码上外是这样，要很好地掌握两门以上的外语，还要有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我们称之为“多语种+”模式，总的课程量远超过我们当时的。各种材料多了，学生自主学习，自由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就少了。看来，处理好“多”和“少”的关系是大学教育需要不断探索的议题。我想，大学生要有良好的思维能力，要有思想。思想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独立想象的空间。大学应该给思想更多的机会和时间。
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上大学时，就业是国家保障的，不愁没工作，这也是相对淡定的重要因素。
■外语类院校迎来了历史机遇
《新民周刊》：可能现在的问题还包括了高端外语人才的紧缺。
姜锋：所有学科都面临这么一个挑战。机器翻译的时代到了，原来那些工具性的东西都要被重新审核，如果外语还仅仅是一个交际工具，很快就会被翻译机取代。外语作为一般交际工具的时代快过去了，如果我们的外语院系、外语专业，还把它作为一个核心功能来对待，这就难怪人家说你落后，说你对不起良心了，你必须往前看，要识变、求变、应变，在其中找到新的机会和发展。
如果把外语当作知识的工具，那培养学生的方法能力就非常重要，怎么观察事物，怎么归纳总结，怎么去伪存真，然后从海量的信息当中搜索获得“珍珠”。在多数的外语院系，对学生方法能力的培养还远远不够，首先是不够重视。很多人一说学外语，就光看Pronunciation（发音），发音重要，但过分强调不行。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语言是跟着他的思想走的。
《新民周刊》：上外也在朝这方面努力改进吗？
姜锋：是，还在不断尝试之中。首先得改变理念。现在国内很多大学的外语专业教育，到了三年级还在开处理一般语言问题的精读课程，那还谈什么系统的人文和方法能力！就算是精读课，也要把语言的知识功能和思想意义放到突出位置，像我们当年三年级也有德语精读，但老师会加入哲学、美学的概念，给我们在具体文本中讲哲学、美学，就很有意思，让我们结识基本的思想概念，又激发出我们的想象力。如果仅仅是在处理语法现象、词句法，一年级应该全解决了。两年级就是系统的经典文本阅读，现在还有三年级阅读一般知识性文本的现象，缺乏着眼于系统培养思维能力的材料。大学教育应该在技能和知识的基础上催生学生的思想。你看，专业的外语教育可以培养出有技能、有知识、有全球品格的“全人”，这样的共识当然令人振奋。
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要选择学外语，去一所好的外国语大学是非常值得的。如今，外语专业和其他专业的结合度越来越高，上外推出了“多语种+”，倡导跨语言、跨专业、跨院系的协同，给学生创造更大自主学习的条件，成为 “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人才，就是说你掌握了一门或多门外语具备了沟通的能力，然后又能懂得讲这门语言的那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国情，并在某一领域成为专家。上外的多语种法律、经贸和新闻等专业课程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如果我有机会再上大学，我还会到这里来，选择这样的课程。
《新民周刊》：外语专业应该和其他专业融合吗？
姜锋：语言学本身是语言科学与技术，我们很多人现在把语言学看成是人文的，这是对的，但语言本身也是个自然现象，要用自然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整个语言的研究与学习。语言学研究与神经科学、脑科学等认知科学的研究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语言认知，语言智能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核心领域。这对上外这样的学校，机会太难得了，是历史的一个机会，当然，这需要我们拓宽视野。
上外已经引进了很多相关领域的人才，我们已经建设并正在筹建更多相关的实验室，与科大讯飞等也在积极开展合作研究。我们正加快研究，增加相关课程内容，迎接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的语言学要革新了，并在革新中获得新的活力。
■站在世界角度讲好中国故事
《新民周刊》：我记得，您之前在公开场合还提到过，现在学习外语其实还有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就像上外有一个最新愿景——建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
姜锋：仅仅讲给自己听那叫“自说自话”，讲好中国故事就要从向内、向外两个方向来看。从外到内，我们说观察世界风云，贡献国别区域全球知识；然后讲述中国故事，这是从内到外，为的是提供中国的观点、智慧方案，这是两个方向。这就要求外国语大学外语学科的学生，对自己的文化，对中国要有一个全球视野的了解，不能仅从中国来看中国，要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同理，也需要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知识体系，为人类做出贡献。
《新民周刊》：感觉作为上外的学生责任重大。
姜锋：把中国的故事放在全球背景下讲，那可读性强， 理解上就要容易得多。有了这样的想法，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和学生都去努力，好多事情就自然而然能够做到。
中国话语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一个国别、语别的概念。同样一个中国人，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里，有不同的表达。但在这方面，我们的“通稿”太多，期待一篇稿子就能解答所有问题。但每个国家对中国的解读都不一样，交际和沟通中的障碍都是不一样的，讲中国故事需要有国别、语别“供给效力”。
与此相对应的，我们现在对怎么去解决这些语言上的障碍还做得很不够。所以对现在的上外来说，已经不光是一个多语种的问题了，还应该是多视角、多元的综合话语能力的建设。
讲好中国故事，不能是简单的翻译，那是很初步的。讲好中国故事要站在世界的角度，这样才能引起共鸣，让人理解你，这也是现在学习外语的一个大挑战和机遇。
【姜锋，博士，1962年12月生于山东，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第七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曾在教育部高教司、社科司、国际司和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工作，历任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