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的教育历程来说，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是决定性的事件。那时，我刚进入山东泗水一中高中，朦胧地意识到以后不仅要“做个好人，还得有好成绩”，分数高低可能决定人生走什么样的路，这也是许多同学们此前不太思考的问题。
学校开始按文理科分班，以应对不同科目的高考，我被分到文科班。通常被认为数理化成绩不突出，但整体成绩还说得过去的学生到这个班，这样的看法使班上的同学承受着压力：一方面很羡慕理科班的学生，觉得自己比他们差了；另一方面为自己的未来焦虑，因为高考文科生录取人数少，难考。
那年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竞争压力，对未来懵懵懂懂、忧虑而又不知所措。
■进入外语班
1978年夏天的高考使忧虑变得清晰实在了：必须得做点什么，确定方向，离参加高考的时间只有一年了。
暑假过后回到学校，英语老师陈云珠来找，建议我进外语班，考外语科，说是此前几年里已经有人考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学外语机会多些。陈老师是上海人，操一口清脆的普通话，与当地人讲话的口音和表达方式都很不一样，富有感染力。
于是，我进入了外语班。那时，班级里有十来位同学，而这个班在学校众人眼中就只是一群很乖的学生。有一天，一位其他科的老师带着戏讽的口气说：“连普通话都不会说，还学外语！”后来听说，学校的领导也不看好外语班，但拗不过陈老师的坚持。
但外语班的同学很认真，起码很团结，紧紧地跟随着陈老师和他的先生曹老师学习英语。那个班上的同学后来大部分考上了大学或中专，升学率应该是远高于全校。
40年后，当时学英语的经历中有几件事让我至今难忘：
首先是开口说英语的艰难。那时教学内容直接源于实际日常生活。开始时，陈老师让我们大声朗读，帮助克服了开口难的障碍，对学外语这十分重要。设想，在一个鲁西南方言的环境中，敢于说几句英语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当时那里连说普通话都被认为是另类，何况外语呢！
之后每课的单词、句型和课文，都是非常贴近我们那个时代社会现实和生活现实的内容。譬如课文的第一课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随后，还有翻译成英文的口号如“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We criticize Lin Biao and Confucius” “We serve the People heart and soul” “A foreign language is a useful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等，这些口号是那时的学生非常熟悉的内容，用英语说出来很亲切。
其次教材和师资的短缺。那时没有官方的大纲，没有官方的教材，没有音像资料，当然也没有权威的教法，只有我们的陈老师和曹老师夫妇二人。在山东省那时还没有自己的英语教材的情况下，陈老师自己想办法给我们弄来了北京市的英语教材和宣武区、海淀区的高考辅导材料，就是我们主要的教材。有时，他们俩还要动手刻印一些辅导题分给大家做。因为就那一本教材来自北京，而且学习进度快的时候，下一册还来不到，陈老师就带着大家温习已处理过的教材，这样，多数课文都能背诵出来。
有些至今记得住，比如“The Cock crows at midnight”,是高玉宝的《半夜鸡叫》片段，中文的内容很清楚，讲述高玉宝智斗地主的故事，阐述的是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反抗的阶级斗争道理。那时年纪轻，只觉得故事熟悉，即便有不懂的英文单词，也能连猜带蒙地弄得通，通了就很有信心，还觉得英文表达方式很新奇，尤其是周扒皮的那段话“get up and go to work, you lazy-bones!”同学之间也会常常开玩笑地说“you, lazy-bones!”玩笑再开大点的会说“stop thief”，或者“I will teach you a lesson!”。这些都是课文里的句子，学以致用了或活学活用了。这对学习外语很有帮助。
另外一篇课文是关于美国人Nathen Hale的。开始时我们并不关注他是何许人，但课文中的一段话，是他就义前说的“I regret that I have but only one life to lose for my country”让我们很感动，觉得他很英勇。因为觉得这是个英雄，就反过头去了解他，这时才有意识，原来在遥远的地方有个美国，那里有个黑人英雄反抗英国人的压迫，被英国统治者抓住处死。这是第一次从文本上具体接触美国，此前关于世界的知识主要是朝鲜的卖花姑娘，珍宝岛畔的苏修，抗击美国的越南，还有欧洲的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等。
■家人“奢侈”的支持
第三件至今难忘的事，是家里人对我学外语的极大支持。关于学什么，考什么，家里人都支持我的选择。
具体支持的内容，可以用“五个一”概括一下：首先是一本《新英汉辞典》，这是家兄花6块钱买的，那时是很贵了，他一个月的工资可能不到20块。这辞典帮了大忙了！我随身带着，上学的路上也不断地翻阅，有趣的词很快就记住了，自己还定了个目标，每天记住50个单词，会用的20个，会用的意思按老师说的，就是不仅记住了单词，还能造个句子，有句型，就这样，词汇量增长很快，一个学期下来比较熟练地掌握了3000多英语单词，此外还有一些怪癖的单词。总之，在字典里邂逅了不少稀奇古怪的单词或句子，而这些都是最能吸引我记住的，字典让我进入了另外一个文化世界和生活现实。
其次是一本英文的《非洲童话》，是家父从北京买来的，具体是什么内容，现在记不得了，只记得很喜欢。那时的县城英文书籍极为罕见，有这么一本真是爱不释手，不仅读还翻译出来，用针线缝成一本小书的样子，不仅自己得意，还拿给别人看。一天，有位家里的熟人看过后，建议我不要自己搞印刷品，他说“还好都是关于非洲的”。现在想来，那一段时间里，我的日子更多是在这两本书里游荡。当时一个人住在母亲单位离学校很近的一间宿舍里，过条路就是学校。住在那里，晚饭后就全神贯注地翻译，一段时间里每天都很晚。在那个灯光稀少的时代，夜里总有个屋亮着灯是不太寻常的。很快，有人通报给家人。母亲得知情况后，一是要求我早关灯，不要影响人家；二是要我每天早饭吃一个鸡蛋，这便是我想说的第三个“一”。是不是每天都吃了，我也不记得了。但早关灯的要求没有做到，没多久我就被召回家里住了，自己一个人住一间宿舍的自由时光不太长，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四个“一”是录放机，这对学外语训练口语、思维和表达都很重要。那时，对县城来说，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录放机是何物。洋电子产品刚进入中国，有一款是三洋的类似砖头的录放机，售价好像是两百多块，那是普通职工几个月的工资！家兄买来一个给我用。我自然十分珍惜，拿到外语班上，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录音，放音，平生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感到新奇怪异，一阵阵地笑着，笑话着，学习就这样添加了不少乐趣。有一天，我把一篇英文课文念了一篇，录下来放给一个亲戚听，他不懂英语，听了之后连连称赞，觉得很像洋话，很神奇。这大概是比较早地在县城社会上推广英语了。
第五个“一”是交直流电源的短波收音机。不知什么时候，家里有了这台收音机，我到了晚上整点时收听英语台，是 “Voice of America”。刚开始只要能够听懂个别单词如“Thank you”都很兴奋，觉得能够明白遥远而且模糊的远方的话，是不可思议的。收音机不断出现的“from Washington DC”让我很疑惑：这到底是什么地方，美国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地方吗？1978年的县城里，人们对敌情还记忆犹新，不少同学都捡到过台湾气球散发的传单和小物件，是要立即交给学校的。对“敌台”大家也还普遍保持着警惕，所以，开始听美国电台时，很有听敌台的感觉，有些紧张。那台收音机的质量差些，噪音常常很响，还要飘飘忽忽的，一会有声一会儿没声，所以我常常要跑到离家很远的田地里去，躲开建筑物对电波的阻挡。当时就是这么想，有没有科学道理，没有去探究。一个人大老远跑到空旷的地里听英语电台，现在想想，真是有些听“敌台”的样了。好在，除了家里人外，没人知道。
■以德语为专业
第四件事是以外语为专业的抉择。
学了不到一年，我参加1979年高考就通过了一本线。但我拿定主意再考一年，因为自己感到刚刚开始学英语，虽是考上了，但心里很没有底，觉得到了大学里也弄不好，不如再学学，别的没有多想。陈老师支持我的想法，家人也不反对，只有家父稍有担忧：明年考不上怎么办？对高考，我那时没想过考不上会怎么样。
到1980年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的名字与其他考上的同学的名字一起被张贴在城里的一堵墙上，很多人去看，我也骑着车去看，但没有什么大的兴奋，对考上大学没有感到意外。这一年，我被录取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学习德语，也是自己的选择，家里人依旧不干涉，只是家父因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因对德国比较关注，也因此对我学习德语比较感兴趣。陈老师表示赞同，主要原因是选学英语专业可能竞争激烈，录取难度大，德语是小语种，零起步，竞争少。我选择德语的原因，主要是不想选择英语，自以为学了两年英语差不多了，应该学一门新的语言，要么是意大利语，要么是德语，法语也可以。最终选德语是家父书架里的马恩著作，它们发出了默默的影响。还有，高考的英语口语考试是在济宁一中举行，那个学校的前身是德国人办的，建筑还有德国的特色，这让我很好奇。可惜的是，那时的德式建筑后来被拆除了，扩建了新的教学大楼。我的家乡周围地区曾经有德国人，传教士，小时候听到过关于这些洋人的传说。这些身边的事对我是个迷，也是选学德语的“无声的招呼”，至今，我仍在关注着这些故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最后，还要提一提另外一本书，就是《知识青年地图册》，是1979年在县城新华书店买的，由地图出版社编制出版，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编选。前言里写道：“遵照毛主席‘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和‘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编制此书”“读者对象是广大贫下中农、农村知识青年、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中小学教师”。
这本给农村地区编写的书，是我拥有的第一本中国和世界地图。我在封面书写上了geography，按旧式的拼音把自己的名字翻译成“Chiang Feng”，刻成石章，盖在书的扉页上，也用汉字签上自己的名“姜锋”。不知是哪位同学在“姜锋”下写上了“博士”。这是件奇怪的事，因为那时偏远县城的中学生并不清楚“博士”是什么，许多人就没听说过这个称号，那时中国的大学还没有恢复学位制度。
不管怎么样，那时的一个“博士”涂鸦似乎预示着我将来要完成一篇博士论文，不过这是近23年以后的事了：2002年我在殷桐生教授的指导下获得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博士学位，算是完成了少年伙伴们无意中的嘱托吧。
这本地图册伴随我很多年，没事就翻翻，算是一本看世界的路标，最热衷的是看航线，似乎是自己乘着船周游世界。在我内心世界中，对地理的兴趣和学习外语相互促进，乐在其中。
注：本文刊登于《新民周刊》2019年第04期，摘自作者发表的“我与中国改革开放后外语教育的40年不解之缘”，曾收录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的《往事历历 40年回眸——知名外语学者与改革开放》第3卷（庄智象主编）中。
姜锋，博士，1962年12月生于山东，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第七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曾在教育部高教司、社科司、国际司和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工作，历任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