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校庆70周年系列报道】建校初期的四则故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院校。从诞生之始，上外就与新中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校初心是响应新中国革命与建设之号召；培养人才的目标是服务国家建设之需要。

上海解放初期革命与建设中的上外人

1949年11月23日，《解放日报》刊登了署名“校长 姜椿芳”的《上海俄文学校招生简章》。1950年1月5日至10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上海俄文学校第一期学员报到入学。

1950年2月6日，上海发生了史称“二六大轰炸”的事件。国民党出动17架次轰炸机，对上海的电厂、水厂、车站、码头进行狂轰滥炸，共造成1148人伤亡，1180间房屋倒塌，上海陷入瘫痪状态【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但只解放了领土，还未解放领空”（陈毅语）。1949年6月至12月，国民党战机对上海市区的空袭达40多次，造成了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字。3月中旬起苏联派出一支参加过莫斯科保卫战的防空混合集团军，由巴基斯基中将指挥，携115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机，分期分批秘密运（飞）抵上海，在两个月中击落国民党战机六架，从而制止了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轰炸。同年7月，苏军防空部队全部装备有偿转让给中国，并帮助培训中国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以及高射炮和探照灯、雷达部队。此时，俄语翻译人员成为上海防空部队的急需。

8月，上外受命抽调20余名学员，经考试合格后，提前毕业派赴上海防空司令部工作。这20余名学员大多是中级班学员，在校实际学习俄语才半年多，担任翻译工作有一定困难，而且又是派往军事部门，严格、艰苦的部队生活让人望而生畏，但学员们以国家军队建设事业为重，服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愉快地走上了战斗岗位。最困难的事情是备课。为了保证苏联教官的培训课上好，翻译们总是提前几天就将一些专业词汇和术语翻译转换成汉语，经常备课到深夜12点。回忆当年进入上海防司翻译工作的艰辛，一期学员忻芝卿至今仍印象深刻。“军队有几百位苏联同志，而翻译只有十几个，平均每个翻译要负责30个苏联同志的翻译工作！”繁重的任务没有把他压倒，反而成为他刻苦钻研的动力。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边学习边提高，为保卫上海、加强国防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朝鲜战争中的上外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以美国为主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悍然入侵朝鲜，并把战火引向我国东北边境。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日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共同作战。

1950年12月，根据陈毅市长指示，学校开设英文班，录取有英文基础的学员90名。学校成立了由第一期学员胡孟浩（时任学生会主席、80年代任上外校长）等五位学生组成的英文班学生辅导“教师”，每天深入班级与学生一起学习、一起讨论。学校领导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几次国际形势报告，激起大家同仇敌忾、保卫国家的历史责任感。

经过2个多月的英语强化训练后，开始组建一支志愿赴朝语文工作队。英文班学员全部都自愿报名，同时俄文班中凡符合条件的，也都争先恐后报了名。最后，经学校批准44名学员（其中两名英文基础较好的俄文班同学）组成志愿赴朝语文工作队，于1951年2月10日，由学校党委委员、总务处主任张沛和英文教师刘玉麟护送北上，姜椿芳校长、涂峰副校长亲自带队送到北火车站，大家乘着大卡车，车上拉着横幅，扦上红旗，浩浩荡荡，缓缓行驶，过路行人都驻足观看。到达北火车站，炮竹齐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军歌响彻云霄，广场上送行者、观看者人山人海，蔚为壮观。上海各大报纸和北京《光明日报》均进行了报道。这不仅是上外人的光荣，也是全上海人民的光荣。抵京后，时任京津卫戍司令杨成武将军专门举行欢迎晚宴，和各部队首长一起欢迎大家的到来。两天之后，队员被分配到各个部队。

赴朝语文工作队队长是蒋之鉴，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在一米左右高度的坑道里，他坚守了20多天，缺水缺粮，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空气，身边躺着战友的遗体。冒着随时会被机枪和密集炮火击中的危险，他通过交通沟在各个阵地间移动，先后40多次在前线用扩音喇叭向敌军喊话，宣传政策。

来自俄文班的过觉生，入校前有不错的英文基础。语文工作队组建时，他响应国家号召，主动报名参队。在朝鲜战场上，他负责收听美军广播并进行分析。因为他的工作，我军准确地辨识出俘获的美军上校，获得了重要的军事情报。同时他负责俘虏的审讯和管理工作，曾经连续三天独自审讯了63名美军炮兵营士兵，对战俘进行政策宣传和政治动员。此外，他还在坑道里亲眼见证了著名的“奇袭白虎团”十三名勇士出征的场面。

一期俄文毕业学员庄寿昌（曾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秘书）、梁义彬、裴壮吾，王时凤、黄昭德等也参加了抗美援朝。庄寿昌、王时凤未过鸭绿江，他们被派往秘密驻扎在安东（今辽宁丹东）的苏军指挥部，分别被分配在苏军探照灯团指挥部和苏军高炮师师部指挥所。梁义彬和裴壮吾则越过鸭绿江，被分配在苏军空军前方指挥所和雷达探照灯站。身处朝鲜安州苏联空军前方指挥所的梁义彬，主要任务是翻译传达敌机的航向、机型、方位等作战数据。中国安东如出动苏军战机，则由处在前线的苏军空军指挥所作空中引导和指挥。同时向志愿军空军部队及时报告敌我情况。发生空战时，梁义彬和警卫班战士必须作好出发准备，不管是敌机还是我机，一旦飞机被击落，必须马上奔向坠落点。梁义彬还在美机坠落点缴获一些武器装备。

苏军参战的消息当时对全世界都是绝对保密的。梁义彬在战前、战时和战后一段时间内严格遵守保密规定，长期与家人断绝通信往来，家人不知其去向和死活，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为了表彰梁义彬在抗美援朝中的英勇事迹，1953年底华北军区司令部为梁义彬记三等功一次，并向其母亲颁发了立功喜报。

解放军军事学院与上外人

1950年冬，位于南京的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专程到上外听课并了解办学情况，对上外学员的俄文水平感到十分满意。为了尽早学习和掌握苏联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加快培养我军现代化军事人才，刘伯承要求上外选派几名教师和调配两个班的学员，以“参干”的形式去该院工作和学习。

学校发布这一消息后，一期学员们纷纷写决心书，表示愿意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亲身参加国防建设。从1951年2月13日至15日短短的三天里，报名的学员就有292名，约占总数的84%，首先报名的是胡孟浩、朱纯（现任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四位学员。最终，学校共批准两名教师和50名学员去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和学习，2月中旬由校党委委员、教务处主任金昔明带队前往，受到刘伯承、陈士榘等领导的亲切接见和高度赞扬。

上外建校初期的人才培养模式

为更好地服务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需要，学校从第一批学员的最后一学期开始便安排学习各类专门知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开设了军事班、文教班、工业班、财经班等共9个专业班，根据国家需要以及学员本人的特点和志愿重新编班。军事班着重空军、海军及机械化部队的知识；文教班主要学习文艺理论和文教政策，掌握文艺、电影、戏剧、教育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工业班的教学内容涉及冶金、机械制造、化工、工厂管理及交通运输方面的知识；财经班则以财政金融、贸易、银行、合作社、农业建设等方面的知识为主。庄寿昌、梁义彬、裴壮吾、王时凤四位同学就是军事二班毕业并一起参加抗美援朝的。

此外，还设立速成班，学员入学半年后，凡俄语学习成绩优秀、学有余力者集中编班，加快学习进度，增加学习内容和难度，缩短学习年限，一旦国家需要，随时提前毕业。

我校早期毕业生，大多分配在国家急需的各种工作岗位上，如军事、外交、国家各部委、中央编译局、文化出版部门、电影译制厂、高等院校等。他们在各自岗位上都能以俄语为工具，很好地完成翻译任务，不仅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全面开工建设的完成作了贡献，而且很多人都成为各个行业的专家和领导，成为我国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上外建校初期因国家战略的需要，许多同学未及学完全部课程便提前毕业工作（含参军），他们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学历、待遇问题，“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0年代，全国开始恢复职称评定工作，但有些单位对这批学员的学历认定出现了一些波折。为此，与我校同样模式的原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就该校1954年前毕业生的学历问题专函请示教育部，并得到教育部文件回复：“承认其为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学历”。为此，上外于1985年8月，给上外1954年前毕业的学生出具了“关于原上海俄文学校部分毕业生学历的证明”。承认其本科学历，使这些当年为国为民赴汤蹈火、艰苦奋斗的莘莘学子“对党和母校永怀感恩之心”（一期学员朱立奇语）。

（作者系上外校友会、教育发展基金会原秘书长、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