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视域探析了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基本任务和实践路径。外语教育需以构建中国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为根本遵循，用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文明交流互鉴的优良因子，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外语教育的工作经验，加强概念理论创新，深化育人模式、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改革，培养更多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本领的复合型国际人才。
关键词：中国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外语教育改革；复合型国际人才
Abstract: This pap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construction, discusses the primary tasks and practical routes of China’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reform．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s its underpinning，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eeks to revitalize the cultural legacies of intercivilizational exchange embedd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lens of Marxism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hile drawing on successful practic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its founding．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hall advanc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deepen reform in educational models, curriculum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aiming to cultivate internationally versatile talents combining patriotism, global competence and disciplinary expertise．
Key word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reform; internationally versatile talents
1. 引言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自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命题以来，至“十四五”时期我国已完成29个一级学科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全覆盖布局。对于外语学科而言，构建中国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为当前外语教育围绕学科价值与社会现实需求深化改革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外语教育唯有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指引，立足中国实际，推动外语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才能抓住外语教育改革的主题、主流和主线，以高质量外语人才培养满足国家现代化发展需求。
2. 中国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相关研究
自近代西方社会科学进入中国迄今，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采取的态度通常是“我注六经”，使用中国的案例来论证西方命题。既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自主”体系，而是“应用”体系，即应用他人的体系（郑永年 2024）。 这种源自西方的“舶来性”和“应用性”同样体现于外语学科，也限制了外语教育的自反性和自主性。 语言教学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元素，承载意识形态的信息，自然也必然会影响学习者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民族认同（王丽娟 2021）。外语教育的施教者和受教者要直接面对外来文化和价值观，存在受到强势文化输出和冲击的风险，而对外来文化的全盘接受或粗暴抵制都是不可取的，须在外语教育和学习中保持辨别能力和批判能力。 外语教育不是“中性教育”，应充分重视其政治属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外语教育本质属性，坚持以我为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突出构建中国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自觉性、政治性和专业性。
贾文键（2025）指出，构建中国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是实现学术自主的必然要求，能够增强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解决中国国情下的外语教育问题提供本土化理论支撑，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和智力保障。 当前我国应用语言学领域研究主体创新意识不强，介绍、引用、阐释和运用西方理论仍是研究与实践的主流。 国内学者习惯于用西方理论框架解释中国问题，而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的意识明显不足（文秋芳 2017；沈骑，常少华 2023）。 这种长期依赖西方知识体系供给的“拿来主义”研究路径与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外语教育实践难以充分适配国家的文化语境、教育国情与人才培养需求。
如何破解中国外语教育知识的本土创新与自主发展难题，外语学界已陆续开展有益探索。姜亚军和董杰华（2025）针对外语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重构、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资源开发等相关领域，论证了构建中国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式方法。 程晓堂（2026）探讨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以及如何处理自主构建与对外学习的关系，厘清中国与他国外语教育的异同和构建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机制，提出在寻求中国外语教育问题解决路径的基础上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杨枫（2026）阐述了构建中国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认为唯有深刻理解并坚守根植本土、开放包容、面向未来的外语教育初心，外语教育学才能以理论自觉的姿态，与“外来”理论进行平等、批判的对话；才能以实践自信的底气，主动拥抱和引领“未来”的技术变革；才能构建起具有中国自主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本文基于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内涵，挖掘新中国外语教育的丰富历史经验，探讨外语教育改革的任务与路径。
3. 新时代外语教育改革的任务
外语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育人，新时代外语教育改革的总目标是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复合型国际人才。 2025 年 4 月，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调研北京外国语大学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外语院校发展、十分关心教育对外开放，外语类高校要在国际交流合作上发挥更大作用，有组织开展特色人才培养、特色国别研究，提升国际战略研究效能，精准有效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助力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组织人才培养。 外语教育改革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明确人才培育的核心目标，培育符合时代需求的复合型国际人才。
3.1 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需求
以人的培育为核心目标为外语教育改革打开了广阔空间，而推进外语教育改革必须回应核心问题：“外语教育要培育什么样的人？”换而言之，与其他学科教育相比，外语教育培育出的人有什么“过人之处”，这是外语教育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老教授的回信中指出：“努力培养更多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在推动中国更好走向世界、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上做出新的贡献。”由此可见，外语教育的着力点不仅要落在“语”上，也要落在“外”上，“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和专业本领”是对各类人才的共同要求，“推动中国更好走向世界、世界更好了解中国”是对外语教育的特有要求。 外语教育要能有效满足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在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理解、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作用。
3.2 加快外语学科创新发展
传统的学科设置中，外语是与外交、外贸等涉外专业并列的一门学科，这很大程度上依循计划经济体制下“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逻辑，强调“专业对口”。 但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交往深度和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速度使得我国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供给能力捉襟见肘。 单纯的外语、外交、外贸等人才已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外语+外贸”、“外语+外交”等人才培养模式日显落后（赵裴，姜锋 2023）。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使得外语教育面临更大挑战。实际上，外语学科从来不排斥科学技术，语言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人类发明的“科学技术”。外语教育改革应当追根溯源，重视探索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科学应用。
新时代外语教育必须加快学科创新发展，改革专业设置，比如开设以外语专业为主、信息技术或人工智能技术相关专业为辅的跨学科专业，也可将大数据技术、信息技术或人工智能技术相关课程有机融入外语教育课程体系（胡开宝 2020。 学生在熟练掌握对象国语言、熟悉对象国国情的基础上，能够掌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提升不同复合方向涉及的专业素养能力。
3.3 培养“学贯中外”的国际人才
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育存在“重外轻内”的倾向，课程体系、学术研究等更多注重国外的知识内容，相对忽视国内知识。 外语教育实践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知识和发展经验，但是经验借鉴需考虑适用性和有效性，需结合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思考与衡量，才能实现本土化消化吸收和有益转化，否则容易变成对国外经验的“生吞硬咽”。 当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成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不仅需要外语基本功和讲述技巧，也要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深刻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化发展进程。 因此，新时代外语教育改革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打破学科和专业壁垒，建立融通中外的学科知识体系，培养“学贯中外”的复合型国际人才，为世界提供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推进新时代外语教育改革，培育复合型国际人才，纵向来看涉及大中小学外语教育一体化建设的问题，横向来看涉及课程体系、教学资源和师资发展的问题，是一项覆盖面广、千头万绪的综合性立体改革。 21世纪以来，外语教育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但收效并不明显，甚至难以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关键问题在于没有抓准外语教育改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构建中国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为实现新时代外语教育改革目标、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复合型国际人才提供了总体方向指引和主要抓手（贾文键 2025）。
4 新时代外语教育改革的基本原则
围绕教育改革任务，中国外语教育改革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于构建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归纳总结中国外语教育的历史经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养分，确保外语教育的正确发展方向。
4.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我国外语教育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化改革，坚持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细化融入外语教育的各个环节和层面。 马克思本人就是一名出色的外语学习者，精通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但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对语言技能的掌握，而是借助对象国语言广泛阅读第一手文献资料，开展对象国相关领域研究，比如学习俄语以研究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1877 年完成的《给〈 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成为经典名作。 在马克思看来，外语是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当然，外语教育还具有“教育以育人为首，育人以育德为先”的根本属性。 外语教育改革应强化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实现外语教育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培养出能与外部世界有效交流互动的复合型国际人才。
4.2 梳理借鉴中国外语教育历史经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外事人才的需求量增大。 196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外语教育内嵌于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外语人才培养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事工作的需要（付克 1986:91）。 1978年，教育部下发《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明确提出高水平的外语教育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是先进国家、先进民族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 此后，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外语教育逐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21世纪以来，商务英语专业、翻译专业等外语类专业相继设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外语人才，初步满足了改革开放外交外事、人文交流、外语教学等工作的需求。 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实施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从国际经贸领域合作走向各领域全方位合作，从主要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合作走向同时面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与国际社会接轨走向引领国际发展，对外语类人才提出更高更全面的要求。 由此，外语教育改革应回望总结外语教育与时代、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历史经验，顺势而为、顺时而动，明确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定位，朝着增强外语教育的人文性与专业性、融合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等方向行进。
4.3 挖掘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交往智慧
中国与外国的政治、文化、贸易和科技交往始于秦汉时代。 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周边国家，远到欧洲和非洲国家保持对外交往，而语言和翻译在其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早期“外语人才”可以追溯到后汉两位译经家安世高与支娄迦谶。据《出三藏记集》载，安世高从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到灵帝建宁四年（171年）二十余年间，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等佛教典籍。到了唐代，译者除了做大量经文翻译，还从事艺术、军事等翻译，大都市里可以买到各种外国书籍，甚至能买到外语词典（薛爱华 2016:661）。到元明两代，意大利人利玛窦能使用汉语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知识，中国的汪大渊、徐光启也能熟练使用外语与外国人士交流。中国对外交往历史上，外语很好地促进了宗教、贸易、技术等国际交流，绝大部分翻译家也是佛学家、航海家或外交官，特别是佛学译介成为历史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遗憾的是，近代外语教育更多对接了西方的现代教育体系，与中国历史上的对外交往传统衔接不够紧密。源自西方的学科分类将语言与翻译描述为一种专门“科学”，割裂了其与对外交往、文明互鉴等社会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外语教育是服务对外交往的一座桥梁，发挥重要的思想与文化交流功能。 外语教育改革应回到中国对外交往“和合共生”的传统文化正道，着力推动世界各民族和各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国家和社会发展才能周道如砥。
5 新时代外语教育改革的可能路径
构建中国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为外语教育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培养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本领的复合型国际人才是新时代赋予外语教育的历史任务。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须迎难而上，从知识体系概念和理论创新、人文关怀和科学素养培育、课堂学习与涉外实践相结合等层面推进外语教育改革。
5.1 创新外语教育概念和理论
中国外语教育改革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外语教育概念和理论创新，加强建设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外语教育。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究中国传统对外交往的历史传承和智慧力量，全面总结新中国外语教育的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形成中国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独到见解、核心概念和关键理论突破，注重知识体系的主体性、科学性和系统性，打造中国外语教育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中国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是闭门造车、敝帚自珍，而是在创新生产外语教育理论和知识的同时，从世界外语教育中吸取养分，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和方法，在不同阶段完成外语教育知识的吸收、消化、再生产，努力为世界外语教育提供新理论、新范式，为人类社会形成新的知识积累和贡献。
5.2 丰富外语教育育人模式
我国应坚持打开门实施外语教育，全方面提升外语教育水平，培育服务人类进步、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复合型国际人才。外语教育始于外语，但不能止于外语，更不能满足于外语； 学科交叉、学科融合成为大趋势，外语专业毕业生懂一门外语、从事一般性翻译或涉外工作即被视为外语人才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查明建 2024）。外语教育应采用多元育人模式，使学生不仅具备扎实的外语听、说、读、写、译基本技能及综合运用能力，而且掌握大国外交、区域国别研究、全球治理、国际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不仅具有道德情操、人文知识基础、哲学思辨和批判能力、艺术审美素养，而且具备基本数据科学素养、数理分析方法知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力，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之需。
5.3 优化外语教育课程供给
外语教育要实现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的转变，从教外语到培养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复合型国际人才转变，强化立德树人的育人意识，用中国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武装头脑。外语课程设置应适度压缩技能训练类课程占比，提高经典古籍、历史文明、文化传承等中外文化课程，以及经济改革、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中国式现代化课程的占比，增进复合型国际人才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准确把握、对我国基本国情的深入了解、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领会，擦亮复合型国际人才的鲜明中国底色，推动世界经济联通融合与文明交流互鉴，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4 探索涉外实践类教学方法
外语教育改革要转变“知识外语”的传统教育教学理念，做到外语教育理论认识与涉外实
践的“知行合一”。外语教育应强化外语知识与涉外实践的统一性，以“行动外语”理念指导涉外实践类教学，建立校内外多维度、多层级的协同育人机制，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确保学生在涉外场景中通过实训、实践与项目操作学习和应用外语知识，提升外语应用能力、创新思维和综合素养。 只有充分利用自身突出的国际交往能力和沟通桥梁作用，外语教育才能发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作用。
5.5 完善外语教育评价体系
外语教育长期以来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除旧布新，根据时代需求不断调整评价内容和方法。现有外语教育评价体系主要围绕外语能力目标构建，以考查听、说、读、写、译等能力的终结性评估为主要形式。外语教育评价体系的重心应从“语”逐步转移至“外” ，注重评估学生的国际传播、跨文化交际、海外田野调查等国际交往能力，语言能力可单独考查，或者融入国际交往进行评估。外语教育改革要平衡好评价体系中外语能力和国际交往能力的权重关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6 结语
新时代外语教育改革应在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以构建中国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为根本遵循，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确立培育复合型国际人才目标，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互鉴智慧，梳理和总结中国外语教育历史经验，通过创新概念理论、丰富育人模式、优化课程供给、构建涉外实践类教学方法、完善评价体系等路径，促使外语教育充分释放文化传承与文明互鉴的重要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