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教育》：新文科建设既需要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又需要守护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如何理解这种“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孟钟捷：在新文科建设中，“守正”与“创新”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打破学科边界与守护人文精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传承中创新是新文科发展的核心逻辑所在。所有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今天，我们之所以更加强调打破传统学科边界，是因为技术革命和社会变革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许多重大问题，已经很难依靠单一学科作答。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学科边界本身就是人文精神在新时代的展开方式。真正的人文精神，从来不是封闭的、静止的，而是始终面向人的现实处境，关切人的未来命运。这是其一。
其二，从传统的学科边界而言，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曾以自然科学为参照，提出了“精神科学”的概念。前者的方法论基础是“说明 （explain）” ，而后者的通用方法则是“理解（understand）”，这成为区分科学与人文的重要标准。人文社科所研究的内容，更关乎“人”作为主体的“体验”，是校准价值引领的重要标尺。人文社科所负责阐释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使得新文科建设能够在“创新”中牢牢“守正”。
其三，新文科创新的主体依然是“人”。即便AI在研究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拓展思路、提高效率的作用，但最终做出判断的还是“人”。就此而言，关注作为决策者的“人”的思维，规范“人”的行为，确定“人”做出判断时的伦理界限，一定是新文科建设中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在此基础上，新文科建设更应体现对教师和学生的深切关怀，并致力于通过人文精神反哺社会公益。
面向教师，“守正”意味着尊重教师作为人文传承者的主体地位，为他们提供持续发展的空间与支持，而不是简单地以跨学科之名增加负担。“创新”则要求学校为教师创造跨学科教研的平台、数字工具培训以及多学科协作的激励机制，帮助他们在拓展学术边界的同时，不失对教学本职与人文温度的热爱。
面向学生，“守正”意味着在课程设计、评价体系中始终坚持对学生的人文涵养、批判性思维和伦理判断能力的培养，让他们在技术冲击下依然能够理解自我与他者、历史与未来，同时确保他们的成长道路上始终有师长的陪伴与指导。“创新”则体现在开设灵活的跨学科课程、鼓励项目式学习、引入真实世界议题，让学生在多元知识融合中锻炼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的价值不止于助推师生个体的成长，更在于赋能社会进步。新文科建设应当运用人文社科的知识与方法直面现实世界的社会挑战与棘手问题，通过跨学科协作，将伦理判断、历史理解、语言沟通和人文关怀融入政策制定、社区治理与技术应用中，真正让新文科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共福祉的力量。新文科建设只有在守护人文底色中推进交叉创新，在交叉创新中拓展人文价值，才能真正实现“守正”与“创新”的统一。
《上海教育》：人工智能为文科教育带来了强大的工具支持，在技术与人文的双向赋能中，如何在拥抱技术的同时守住人文价值？如何让技术赋能与人文底色相互成就？
孟钟捷：目前通用人工智能模型在人文学科研究和教育方面已经显示出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外国语大学高度重视这一趋势，将“AI+教育”作为“十五五”时期推动教育教学转型的重要方向。在基础性、标准化知识传授方面，人工智能确实具有高效率、个性化、即时反馈等优势，可以把教师和学生从一部分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为课堂中的思维训练、问题探究、价值辨析和创造性表达留下更大空间。
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在部分冷门精深领域，人工智能由于缺少优质语料的支撑，以至于幻觉率较高；又如在涉及重大价值判断问题上的对齐性尚有缺陷，可能输出带有偏见或误导性的信息。这恰恰说明，人文学科不能被动接受技术，而要主动参与技术发展。人文价值的坚守不是对技术的排斥，而是为技术划定伦理边界、提供意义坐标。具体而言，我们既要依托深厚的学术积累，建设高质量语料库和专业垂类模型，提升人工智能服务研究与教学的能力；也要发挥人文学科在价值判断、伦理规范和文明理解方面的优势，推动技术更好地守规向善。技术赋能与人文底色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成就的关系。
《上海教育》：当前新文科建设已在机构设置、课程体系等层面实现了初步的学科交叉，但更深层的融合需要系统性变革。高校新文科建设如何真正催生深度的学科交叉与知识创新？在科研组织、评价机制与学术文化等方面可以迈出哪些实质性步伐？
孟钟捷：学术研究本无所谓文、理、工之分。中西方早期学术研究都呈现整体化的状态。目前的分科研究和教学是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现象，主要应对工业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今天，人类再次来到了技术变革引发教育革命的十字路口。文、理、工之间的融合成为教育革新发展的重要底座。
新文科建设符合了这一融合趋势，是中国教育在新时代革新发展的重要体现。就融合路径而言，最常见也最实用的，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项目制研究和学习。这些问题来自时代发展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转型困境。要解释复杂现实、解决困境难题，有赖于多学科建构合力，通过交叉融合产生新的范式与方法，由此带来思路拓展与知识创新。
如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诸多落地困境，需要拥有多学科知识、能力与素养的人才支撑；涉外法治人才成为当下急需的培养方向，它需要集结法学、区域国别学、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力量，甚至需要把各高校王牌学科归并起来建立全市范围内的集训平台，才有可能跟进需求。
当然，更深度的学科交叉与知识创新，不能仅停留在零散的项目合作层面，而必须走向系统性的组织变革。正因为是“跨”，就一定会涉及组织效率、评价机制、合作文化等问题。我的建议是：要积极探索创设特区，或以一个或者少数项目为试点（如上外设立的企业出海联合研究院），探索体制机制的转型方案，在最大限度上鼓励和支持新型研究机构的落地发展。例如在评价机制上，允许新文科项目制特区自行设立标准，经过校外同行专家认可后试行；在学术机制上，施行双聘或多聘体制，加强教学科研机构与创新机构之间的联动性。唯有通过系统性、制度化地推进这些实质性步伐，新文科才能从初步的学科交叉走向深度的知识融合与创新，真正回应时代对大学提出的变革要求。
《上海教育》：在人工智能可以撰写论文、生成诗歌、分析文本的今天，文科教育究竟应当教会学生什么？
孟钟捷：文科教育的根本在于“思维”。思维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扎实的知识积累之上。没有历史知识，学生就难以理解人类社会演进的复杂脉络；没有语言和文学知识，就难以把握思想表达的精妙差别；没有数理知识，就难以理解技术变革的内在逻辑，也难以对智能时代的复杂问题做出科学的判断。
今天，人工智能也呈现为一种思维过程，通过查询资料、确定理论、搭建叙事结构等方式来告诉人们某种看似完整的“答案”。因此，在现在的课堂上，学生会面对两种思维过程：一种来自人工智能的快速生成和模型推演，一种来自人文学术传统中的历史理解、价值判断和意义建构。教师也会面临同人工智能的思维“竞争”。从这一点而言，教师首先要提升自己的思维水平，才能有能力和人工智能“竞争”；其次，教师要知晓人工智能的思维路径，知己知彼，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最后，教师要学会如何引导学生去面对两种或许相同、或许不同、或许同中有异的思维方式，学会在比较、辨析中做出自己的选择。最终，文科教育要走向人机结合、智思融合，帮助学生形成自己在AI时代的独特思维方法。很显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引导下的批判性、创造性思维训练显得尤为珍贵。
当然，仅仅强调“思维竞争”还不够。在人工智能可以撰写论文、生成诗歌、分析文本的今天，文科教育应当教会学生更为根本和全面的素养。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科教育要教会学生提出“好问题”的能力。人工智能擅长回答问题，但问题的提出本身源自人类的困惑、好奇与价值关怀。学生需要学会在复杂现实中识别真问题、重要问题以及有伦理温度的问题，而不是接受机器给出的现成议题。这种提问能力，是思维独立性的起点。
第二，文科教育要教会学生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批判性检验与价值判断。AI可能产生幻觉、偏见或逻辑漏洞。学生应当掌握事实核查、来源追踪、逻辑辨析和伦理反思的方法，能够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识别并质疑机器输出的信息，从而维护知识生产的严谨性与人文底线。
第三，文科教育要教会学生如何更加负责任地使用数字技术。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工具。文科教育应当培养一种“数字责任感”，即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为了什么目的使用人工智能，哪些任务绝对不能交给机器，哪些价值不能因效率而被牺牲。这种批判性的技术素养，将使文科毕业生在未来的社会决策、政策制定与公共讨论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人文声音。
第四，文科教育要教会学生在人机协作中保持主体性与创造力。人工智能可以生成符合规则的诗歌、结构完整的论文，但真正的文学灵感、历史洞察、哲学思辨以及跨文化理解力，仍然源自人对生命体验的深度反思。学生应当学会把AI当作思维伙伴而非思维替代品，在协作中不断锤炼自己独特的视角、风格与判断力，最终成为能够驾驭技术，而非被技术驾驭的人。
综上，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知识生产的今天，文科教育的使命不是与机器比拼速度或资料储量，而是培养具有提问能力、批判判断、数字责任感、人机协作主体性的“完整的人”。
《上海教育》：上海多所高校获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在多领域展开了前沿探索。这些实验室如何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创新提供系统升级和强大支撑？
孟钟捷：很遗憾，上海外国语大学尚未获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但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探索从未停止。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是促进学科交叉、推动方法创新、加快知识重构的重要平台，上外聚焦认知科学、语言智能等前沿领域，推进脑机协同信息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脑机交互与认知表达上海市重点实验室、多语种智慧教育重点实验室、语言科学与多语智能应用重点实验室、磁共振成像研究中心、零点实验室（神经认知图像实验室）、文化遗产数字化与科技考古实验室等新文科实验室建设，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时代人文与科技的融合路径，着力推动文理融合、文工交叉的基础与应用研究，有效激活跨学科创新动能。
这些实验室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支撑，首先体现在数据和算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上。传统文科研究更多依托文本、文献和经验材料，今天则需要处理语音、图像、视频、行为数据等多模态数据。不仅如此，上外还加强数据驱动的语言智能研究前沿探索，研发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数据库综合平台、德国研究大模型、中东研究大模型、语言科学大模型等多个智能化语料库应用平台和大语言模型。实验室采用项目制运行机制，以问题为牵引，以创新为导向，锚定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如企业出海需求、多模态图像认知、语言与健康等领域，有效助推了上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转型，即从经验性研究转向实验性研究，从人文价值追寻兼及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实际需求，从个人化研究扩展至有组织科研。
《上海教育》：传统的文科评价体系以论文发表为主导，新文科强调跨学科融合、实践服务与问题导向，如何建立与之匹配的评价机制？
孟钟捷：新文科建设打破了传统学科边界，要求学校切实建立一套与“跨学科融合、实践服务、问题导向”相匹配的、系统性的评价新范式。具体而言：
一是以价值创新为核心原则，拓展成果认定范围，在看学术论文、专著等传统成果的基础上，纳入决策咨询、文化译介、国际传播、技术应用（数据集、软件工具）、社会服务等实践贡献，并明确不同类型成果在评价中的可比映射关系，真正把“写在论文里”的成果和“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成果统一起来。
二是尊重不同学科、不同岗位、不同发展阶段教师的贡献差异，推进分类评价，支持教师根据自身特点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社会服务、交叉创新等不同赛道上各展所长，避免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人。同时为选择跨学科合作导向的教师设立专门的“学者”岗位，给予更长的评价周期与更灵活的任务包。
三是健全同行评价与综合评价机制，邀请校内外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高水平专家参与评议，结合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评价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对跨学科、长周期、非标准化成果给予更加审慎、专业的判断，让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得到充分认可。在此基础上，设立专门的“新文科评价申诉与仲裁委员会”，对跨学科成果可能遭遇的误判或歧视进行复核与纠偏。
《上海教育》：上海高校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形成了多层次的布局。如何更好地实现学术深耕与咨政服务的双向赋能？
孟钟捷：区域国别研究既需要开展长周期、深入的基础性研究，又要对形势发展与现实需求保持高度敏感。实现学术深耕与咨政服务的双向赋能，关键在于处理好“厚基础”与“强应用”的关系。
一方面，学术深耕是做好咨政服务的基础。高校需要培育好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基础人才成长的环境。对于上外而言，保障战略语种人才，推动每种语言研究者沿着“文字—文学—文物—文化—文明”的“五文”体系来加强有关对象国的深入理解，是最能体现并发挥上外学科优势与特色的学术布局。
另一方面，咨政服务为学术深耕提供更为精确的发展方向。加快教育强国建设，落实高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必然需要跳出教育看教育，在对标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来确定学术研究的具体方向。高质量的咨政成果，往往来自长期扎实的学术积累，深耕基础研究，辅以敏锐的现实洞察力，用好“旋转门”，加大田野调查和“在地化”研究的力度和广度，都是强化服务意识、以需求为导向来优化学术布局的必要手段。
要实现学术深耕与咨政服务的深度双向赋能，必须在研究方法、资源投入与成果转化机制上迈出实质性步伐。第一，大力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中实证研究方法的系统运用。第二，为人才前往对象国（区域）开展田野调研夯实研究基础、提供充足且灵活的经费支持。第三，鼓励研究人员将收集到的田野资料及时转化为有助于服务我国对外战略（如企业出海）实现的对策和路径建议。总之，学术深耕与咨政服务的双向赋能，既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田野根基，也需要灵活高效的成果转化机制，更需要一种“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开放心态。唯有让研究者沉得下去（深耕田野）、拿得出来（快速转化）、用得起来（影响战略），上海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才能真正成为国家对外战略不可或缺的思想库与策源地。
《上海教育》：单一学科背景的教师难以满足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求，但跨学科师资的培养并非一蹴而就。如何更好地推动师资队伍的高质量发展？如何激发文科教师的跨学科创造力？
孟钟捷：跨学科师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核心不在于要求每位教师马上成为“文武全才”，而在于打破学科壁垒，改变单打独斗的状态，通过制度设计营造跨学科协同共生的学术生态。
一是需要系统化，即把跨学科培养作为日常师资建设的重要抓手，每隔3～5年开展一轮全方位培训，内容涵盖新理念、新路径、新方法，并随时代发展动态更新，未完成培训的教师不得继续上岗。我们致力于构建一套支持教师终身学习和发展的进修体系，并将其作为岗位续聘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是需要时代化，即紧密对接时代发展需求，把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技术通过各种渠道快速提供给教师，并要求教师能够通过相应的能力考核。
三是需要针对性，即通过技术手段（尤其是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帮助教师精准识别自身在研究和教学领域内的问题，从而提供有针对性的技术赋能指导。
四是需要组织化，激发文科教师的跨学科创造力，不能只靠个人兴趣，而要靠真实问题牵引。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形成了“4+1”的前沿领域布局，把不同学科教师组织起来共同开展科研攻关与人才培养。
所有这些举措都需要制度保障。学校要在绩效奖励、工作量认定、职称评聘、团队考核、课程建设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充分承认教师参与跨学科教学科研的投入和贡献。当然，跨学科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活动，创新就意味着探索、试错。高校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学术环境，跨学科研究往往周期长、风险高，初期产出可能不如传统研究那般“立竿见影”。管理层应当明确宣示并践行“创新免责”原则，对于在跨学科探索中未达预期但过程扎实的项目，在考核中给予保护性评价，并帮助团队复盘改进。只有让教师敢跨界、能跨界、跨界有支撑、跨界有回报，文科教师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被激发出来，复合型人才培养也才能获得坚实的师资基础。
《上海教育》：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既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也要融入全球学术对话。高校如何在“融通中外”中走出一条开放自主、互鉴共进的中国自主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设路径？
孟钟捷：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并针对当前建设中的深层困境进行系统性突破。
一是要坚持中国自己的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经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中国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研究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方方面面，从中国实践中提炼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理论，才能超越西方理论框架的束缚。我们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概念来解释中国经验，而是用中国实践检验、修正甚至重构西方理论的基本假设与分析框架。同时，将西方基本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形成既有普遍解释力又有文化根基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让源于中国实践且经过提炼的知识成果能够参与到全球学术对话之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参考的现代化路径与理论资源。
二是要突出全球视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既立足中国，也面向世界，目标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资源和人文支撑。因此，中国高校建设自主知识体系从来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不断优化全球合作版图，推进开放合作互鉴，引进一流国际教育资源，在丰富多彩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同时，要提升师生的全球胜任力，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的发展理念与治理经验，有效转化为能够被世界理解、参与世界对话的学术表达。在认识论上，确立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为基本坐标的认识论立场。倡导“扎根中国、放眼全球”的问题意识，鼓励学者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真实矛盾与全球文明对话的共同挑战出发提炼研究问题，而非从西方理论的内生逻辑中推导问题。
三是要探索新型学科范式。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过程，也是知识生产方式和人才培养体系的重塑过程。高校要以新问题牵引新理论、以多学科融合支撑新研究、以新研究反哺新人才培养，推动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相互促进、正向循环，走出一条开放自主、互鉴共进的中国自主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设路径。
《上海教育》：面对社会对文科价值的讨论，新文科如何回应期待、重塑信任？站在2026 年的节点展望下一个十年，新文科建设的持续探索能为中国高等教育留下怎样的制度经验和思想财富？对此您有什么预见与展望。
孟钟捷：“新文科”正是文科回应时代需求的革命性转变、实现自我革新的重要成果。面对社会对文科价值的讨论，新文科通过以下方式积极回应期待、重塑信任：一是超越学科界限，超越传统的单学科与多学科，以跨学科和超学科的新认知来组织知识生产与创新，实现文理工多学科融合；二是超越传统研究路径，实现经验性与实验性的方法融通，从而提升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可验证性；三是超越单兵作战的常见模式，实现有组织科研的团队奋战，通过跨学科协作与资源整合形成攻关合力；四是超越象牙塔内的形上思考，跳出为学术而学术的自足闭环，实现面向国家战略部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落地转化；五是坚守人的主体性，在智思融合中推进思维教育，提升“问商”品质。
站在2026年的节点展望未来十年，我认为新文科建设至少会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三个精神内核。第一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必须始终坚持价值引领。新文科建设不是简单的专业调整和课程更新，而是在回应时代之问的过程中传承历史、创造新知、涵养新人，始终把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天下担当作为根本方向。第二是无论学科如何演变，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过去学科分化曾提高知识生产效率，但也形成了不少壁垒。新文科建设推动学科发展逻辑回到问题本身、回到人的发展本身、回到关切社会现实本身，在交叉融合中重建知识体系。第三是无论走到何种高度，必须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新文科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改革任务，而是一个不断打破边界、不断创造新的传统和历史的过程。只有保持持续创新的精神，才能在螺旋式上升中为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提供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