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旧国际秩序加速演变的关键时期，中国要想深度融入国际社会，必须主动参与全球知识生产与规则塑造，针对国际社会共有的现实问题，基于中国对世界历史进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立场，提供有效解决国际问题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正是基于以上极为紧迫的现实要求，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门立足中国立场、面向世界全局的综合性学科应运而生。它不仅承载着为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提供精准知识供给的理论要求，更肩负着打破西方学术垄断、构建中国自主国际知识体系的学术使命。建立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的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积极有效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选择。
关于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范式的反思
自2012年以来，我国区域国别研究深度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经历了从“初创探索期”到“政策催化期”再到“快速发展期”的三阶段跃迁，从关于具体对象国的知识积累逐步转向学科化、体系化的系统性建构。然而，在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在知识体系建构、学术研究范式与学术主体意识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也日益凸显。
第一，研究范畴长期偏重于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硬领域”，关于对象国的社会文化深层结构缺乏系统认识。我国区域国别研究针对对象国的精神生活形态、核心价值体系、艺术审美倾向、民族宗教关系等“软领域”的研究投入严重匮乏。这种研究范畴的窄化现象直接导致缺乏关于对象国社会文化肌理的“整全认知”。第二，在研究范式上存在依附西方知识体系的理论困境，基于中国文化立场的理论自觉意识亟待增强。一些研究习惯于将西方现代社会建构模式、政治治理模式、经济发展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作为“普适性”分析工具，直接套用于解释评判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现状。这种“外部思考”不仅遮蔽了对象国的社会现实与基本国情，更带有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泛社会科学化”的基本特征。一些研究热衷于用计量模型、数据库、变量演化等量化方法处理区域国别研究的复杂议题，将丰富的社会文化现实简化为几个可操作的指标变量，追求所谓“科学的确定性”。其后果是知识体系高度碎片化，零散的数据和案例无法串联成对对象国的有机整体认知，研究者会说“数据”却不会说“故事”，懂“模型”却不懂“人情”。
必须承认，就世界范围而言，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及其知识生产模式在当今学界依然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影响力。基于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先发优势，西方知识生产模式掌握了全球学术规则的制定权与评判权，西方文化意识形态被包装成“普世常识”。时至今日，机械实证主义与抽象知性科学依然牢牢把控着现代学术知识生产的主导地位。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学术探索，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同样无法回避这一当代学术建制的广泛影响，在发展初期必然处于融入既有知识体系的“学徒状态”。
然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这一广泛存在于西方区域国别知识体系中的研究范式是以扼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遮蔽对象国自身历史主体性为基本前提的。这种“一把尺子量天下”的知识生产模式素以追求抽象的“客观性”自居，无视不同民族文化精神生活与价值理念的差异性，以西方社会的价值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模式裁定评价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现状，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作为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模式通过牺牲具体民族与国家的“客观社会现实”实现自身理论的自洽性，其根本目的是强化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为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殖民扩张与霸权建构提供理论支撑。直面上述问题，需要坚决推进区域国别研究范式的根本变革，确立以“文明互鉴”为根本方法的研究路径，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研究理论框架与知识体系。
文明互鉴与区域国别研究的整全认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就如何理解文化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根本意义与作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文化的系列论断对于学界建构世界历史文化的“整全认知”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更为建构以文明互鉴为方法的国际知识体系指明了方向。建构全面系统的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绝不能满足于流于表面的经验总结，更不能不假思索地将一般抽象原理直接套用于任何社会文化主体，沉醉于忽此忽彼、似是而非的空洞理论。必须深入研究特定民族与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依循特定民族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智慧形态，领会这一民族“日用而不知”的精神原则与价值纽带。在深刻把握特定文明核心价值诉求的基础上，探求影响其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文化深层密码。
在探求民族文化精神的“整全认知”这一学术领域，欧洲学者自近代以来的学术成果尤为值得借鉴。近代欧洲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独断论研究范式大行其道，几乎推广到了所有知识领域。然而，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在《新科学》中基于对特定民族群体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入考察，提出了民族文化的“诗性智慧”这一极具穿透力的核心概念，建构了对特定民族社会制度、民俗礼仪、政治法律的“整全认知”，为理解人类社会文明提供了一个充满洞见的全新框架。紧随其后，德国历史哲学为真正完成外在历史与内在历史的有机融合做出了伟大贡献。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论具体外化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从历史与哲学的双重维度阐明了民族文化精神的本质意义。依循这一原则，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社会生产方式”这一核心概念为枢轴，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更彻底打破了以欧洲中心主义为核心思想的世界历史线性发展逻辑。正是通过对亚细亚社会文化形态与价值观念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揭示了不同民族社会发展模式的多元特征，最终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原则与不同国家现代化道路多样性在理论上的有机统一。
由此可见，基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整全认知”，从文化根基处深入把握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文明主干，是建构“真正客观”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的前提，是彻底检视一般区域国别研究理论的试金石。尤为重要的是，“整全认知”绝不仅仅意味着知识体系的完善与澄明，这一文化认知模式的跃迁恰恰为文明互鉴提供了宽广的理论视角，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跳脱出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知识话语体系创造了基本条件。只有准确切中不同民族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才能真正摆脱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知识体系与研究模式的羁绊，建构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
以文明互鉴为方法建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自主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是当代世界国际格局演变发展的内在要求。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格局深刻改变，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评价机制及其话语体系出现了深刻的理论危机，部分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的以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为特征的丛林法则正在反噬自身。作为世界性大国，中国有责任为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世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中华文明的精神特征与历史使命决定了文明互鉴是建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方法。中华文明秉持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信奉以德服人的人生观，认同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崇尚协和万邦的天下观，追求人文化成的文明观。中华文明认同世界因多元而精彩，文明因交流而伟大，主张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态度看待不同文明。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维护平等有序的政治多极化与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使命。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充分理解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互学互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明互鉴在建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进程中被赋予了深远的理论内涵与丰富的人文价值。
深入阐明中华民族关于世界文明发展趋势与价值标准的基本立场，是建构中国自主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的首要任务。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与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等一系列关于全球文明未来发展的倡议。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多次明确表示，文明只有特色地域之别，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明确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坚持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倡导建构平等、包容、和谐的世界文明秩序。这一系列重要论断为建构以文明互鉴为方法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打开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建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入阐释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智慧形态与核心价值理念，构建中华文明的标识性概念体系，提炼中华文化精神体系中具有普遍价值的现代化思想资源；必须客观评价西方文明在人类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深刻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危机的文化根源；必须立足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的基本事实，以平等包容的态度看待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必须以人类社会共同现代化为事业，努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文明互鉴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根本任务。